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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神道设教中的礼乐


作者:伍维曦       来源于:艺术起点

  

<?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宋真宗神道设教中的礼乐

 

                伍维曦

  

内容提要 道教起于东汉,兴于六朝,盛于隋唐。唐帝自诩为老子后裔,极力奉道,道教之宫廷色彩至为浓厚,道教科仪与宫廷礼乐仪初露融合之端倪 。玄宗时,“又命有司定玄元庙告享所奏乐,……遂使雅乐和道乐进一步融合。”[1]此种趋势在北宋真宗时发展至极至,真宗借神道设教,大兴符,详定仪注。 宫悬管乐,皆施于宫观;神仙道术,咸荐之宗庙。 本为儒家专利之礼乐,于此仙风弥漫,宫廷雅乐,几为降神体真之道乐,自天子至士庶莫不赞成之,聿成一代旷典。 儒道源既殊分,理实难同,若无特殊之背景难以融合,真宗崇道之礼乐 ,不啻道教音乐史上极为有趣的事件,本文于此略作检讨。

关键词:宋真宗  神道设教 天书 圣祖 礼乐

 

                    一   宋初道教与真宗佞道

 

宋初,海内安,文教用兴,于道教亦多留意。太祖即位之初,即修建隆,太清二观,开宝四年(971),又诏“前代祠宇各兴重修”。[2]太宗重道,建上清太平宫,屋宇壮丽,穷于当时;又敕编《道藏》,颁行郡国。道士中如陈抟,张守真辈,以天子师友,定策勋臣喧赫一时。此为真宗一朝崇道之先声。

真宗赵恒,初亦有志于边略,然屡遭挫败。澶渊盟后,深以为耻,遂移志于内,欲以“神道设教,以驯天下强梗”,[3]即以道教为工具,挽回声誉,掩饰危机。于是趁辽夏通好,天下无事之际,“封泰山,祀汾阴,天书,圣祖崇奉叠兴,专置详定所,命执政、翰林、礼官参领之,寻改为礼仪院,仍岁增修,纤维委屈,缘情称宜,盖一时弥文之制也”。[4]真宗欲将祭祀皇天后土之儒家礼仪与崇拜道教神明相结合,乃设礼院收掌其事,专力将礼乐用之于新创之道教仪式,也包含将宫悬鼓吹转化为祭祀玉皇圣祖之特殊“道乐”,此于音乐史上亦为不大不小之创举。

终真宗之世,崇道之举无算,而其中心环节为“天书下降”与“圣祖奉迎”,礼乐制作,宫观兴建亦以此二事为主。前者系翻新两汉以来图谶受命传统,后者乃为巩固皇统而行之造神运动,对道教发展亦有一定影响。现将二事本末略述于下。

天书之事,起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真宗谓辅臣,云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半有神人来告“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健黄道场一月,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5]又云十二月朔,左承天门屋南角有黄帛曳鸱尾上。宰相执政皆称贺。真宗即步至承天门,瞻望再拜,遣内侍取之下。宰相王旦跪奉而进,帝再拜受之。其文曰“赵受命,兴于宋, 付于恒,居其器, 守于正 ,世七百,九九定,”[6]词类《尚书洪范》及《道德经》。四月,天书再降内中功德阁。六月,又降于泰山 。九月,告太庙 ,奉安天书朝元殿。冬十月,车驾往泰山封禅,奉天书先道。大中祥符二年(1009),制《天书仪仗图》。四年(1011),祭祀汾阴,又奉天书前往 ,八月,刻御制《大中祥符颂》于左承天祥符门,诏以天书再降日为天贶节。六年(1013),幸毫州太清宫,奉天书以行。七年(1014),天书刻玉于朝元殿。天禧元年正月,诏行宣读天书之礼,宰相读天书于天安殿,帝作《钦承宝训述》示群臣。

李唐以道教教主李耳苗裔自居,借崇道抬高自身,真宗不能改姓,遂编造道教神明作祖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帝语辅臣,言梦天降神人传玉帝之命云“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令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 ”。[7]即于延恩殿设道场,目睹天尊降临,称“赵氏始祖,奉玉帝命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经百年,皇帝善为抚育沧生,无怠前志。”[8]乃招辅臣至延恩殿 ,历观临降之所 ,布告天下 ,命丁谓,李宗谔,陈彭年与礼官修崇奉仪注。闰十月,上天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宝生天尊大帝”,讳“玄朗”,又上圣祖母懿号曰“元天大圣后”,并加太庙六室尊谥,遣官就南郊设昊天及四位告之。 同年,又建景灵宫以奉圣祖,御制配享乐章并二舞,规格与太庙殆同。 大中祥符六年,铸玉皇,圣祖,太祖,太宗像,奉安于玉清宫,并遣使告诸陵。七年,又专置景灵宫使,以宰相向敏中为之。

真宗为配合天书,圣祖之崇兴,又大肆尊崇太上老君和玉皇大帝。老子在唐代即受到推崇,真宗屡诣太清宫,是为借唐代皇帝自谓的先祖为赵家圣祖张本。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帝至毫州,使天书扶持使奉天书赴太清宫,帝亲奉天书升殿,行朝拜之礼,并加号“混元上德皇帝”。 玉皇一神,前代少见,真宗以其敕降天书,于大中祥符二年,改昭应宫为玉清昭应宫,专事崇拜。圣祖降临后,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亲祀玉皇于朝元殿,六年十月,再谒玉清昭应宫,并作《步虚》词以付道门。七年,在滋福殿设玉皇像,诏以来年上玉帝圣号,定仪式班制。八年(1015)正月朔,驾诣玉清昭应宫,上玉帝尊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帝”,奉安刻玉天书于宝符阁。天禧元年(1017)正月,又上玉皇圣号宝策及圣祖徽号,诣玉清昭应宫荐献,上玉皇大天帝宝册,衮服,并上圣祖宝册,太庙谥册,享六庙神主。 盖仿照儒家昊天上帝而立玉皇大帝,使其证明天书和圣祖的合法性。一切典礼,皆仿郊庙之仪,祭祀玉皇,必以圣祖乃至太庙神主血食,而天书屡降,成为此种宫廷道教仪式中不可或缺之道具,至于紫薇大帝,七元辅弼真君,诩圣保德真君等较次要的道教诸神,则作为配角一同陪祭。

真宗佞道,宗室诸王与朝廷重臣如王旦,寇准,向敏中,王曾,张知白皆身与之,而以王钦若,丁谓二人最力。“真宗封泰山,祀汾阴,而天下争言符瑞,皆钦若与丁谓倡之”。[9]钦若深达道教科仪,于典仪多所建明,所著《天书仪制》,《圣祖事迹》,《圣祖先天纪》,《罗天大醮仪》等并行于世,洵为祥符、天禧中新创道仪之干将。 真宗前后凡幸太清宫十二,玉津园十,太一宫,玉清昭应宫各六,每至必详订仪注,擘化周密,花费巨亿;君臣皆冠冕堂皇,恭行大礼 ,一如郊庙之制。帝自焚香,过百拜以上。所谓“祥瑞淼臻,天书屡将,导迎奠安,一<?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君臣如病狂然”。[10]但真宗非如汉武欲求长生而慕方士神仙之说 ,亦非明皇雅好道教仪式而亲制乐章。推其本心,对道教并无真诚信仰,特自恃“英晤”,欲造神以虚张声势,以神道掩人耳目,内立威德,外消契丹觊觎之志耳 。

 

                    二   神道设教之礼乐

 

宋世礼乐本较前代繁复,《宋史》礼志二十八卷,乐志十七卷,仪卫志六卷,冠于二十四史之首。宋代极重文治,于制礼作乐一意复古,上追周礼,近仿《六典》,又缘事多所创新,其礼仪种类之多,厘定之详,程序之繁,前世罕有。此为天书、圣祖礼仪创制,施行之背景。按《宋史・礼志》,礼有五,曰: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吉礼为祭享之制,最为隆重,郊祀,明堂,社稷,封禅,宗庙尽属焉。神道设教之事为吉礼,与封禅及祀后土同类,又《乐志》中亦有朝谒玉清昭应宫,太清宫,朝享景灵宫,奉天书之乐章,与郊庙乐章并列,于此可想见对其重视之程度。 

宋初承五季礼崩乐坏,风教沦丧。太祖、太宗虽有增益,然“乐工习艺匪精”,[11]礼乐制度,尚沿柴氏旧制。真宗最好形式,乃留心于此。咸平中命翰林侍读学士夏侯峤等按试太常乐工,颇振纲纪,然亦未能精备。景德二年,又诏翰林学士李宗谔权判太常,检修乐器,命太乐,鼓吹二署裁汰不合用者。三年,帝亲御崇正殿校阅,宫悬、钟罄、登歌及朝会上寿之乐已颇为精习。自是,“乐府制度颇有伦理”,[12]为大中祥符东封及神道设教礼乐之预备。

大中祥符元年,天书降。正月丁卯,有司设大次于朝元殿。其礼:黄麾仗,宫悬,登歌,文武官陪列,帝服靴袍升殿,酌献三清天书。宫悬与登歌系雅乐之核心,专用于郊庙盛典。真宗即位之初,因乐工无能,每祭享郊庙,只能奏黄钟一调,景德中大加整顿后,已能随月转律,至此正派上用场。宋代宫架之制极为盛大,除钟,罄,鼓,笛,萧,埙等传统乐器外,尚有太宗时新制之九弦琴,五弦阮之类,乐师数以百计。[13]与宫悬登歌相合之乐章《瑞文》,古奥平和,与前代雅颂无异,唯有些道貌玄风。其词曰:

 

妙道非常,神变无方。唯天辅德,灵贶诞章。玄文昭赐,宝历弥昌,礼崇明祀,式馨荐香。[14] 

 

礼毕,步导入内。 此为神道与礼乐之初次结合。而将“堂上登歌,堂下乐悬”之雅乐供奉道家三清,将大内殿宇改装为道教宫观,亦可谓独出心裁。

九月甲子,奉安天书朝元殿。其礼:建道场于殿中,扶持使上香。庭中奏法曲,将行礼,诣幄殿酌献讫,奉以玉辂,……前后部鼓吹,道门威仪,扶持使以下前导,封禅日皆奉天书以升坛,置正位之东。自是凡举大礼,皆如此制。于是制行殿供物,定仪仗千八百人。此礼仪中乃有道门科仪,然仍以太常乐舞生为主角。鼓吹,本汉世军乐,后世以为天子出行法驾仪仗之乐,自魏晋至唐莫不相沿。宋初,车驾前后部用金正,节鼓,冈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筚栗,萧,笳,笛,其歌曰“导引”,其词为长短句。其《诣泰山》天书导引词曰:

 

我皇瓒位,覆焘合穹,秘示灵文。齐居紫殿膺玄贶,降宝命氤氲。奉符让德事严堙,检玉陟天孙。垂鸿纪号光前古,迈八九为君。(后略)[15]

 

其文已颇类后世青词。凡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歌五引。法曲,本唐教坊中仙乐风格之舞曲(如《霓裳羽衣》为其最著者)。明皇好道,又精于声妓,故法曲于其时极盛。宋人因之,置于教坊四部中。其曲有二:一曰道调宫《望瀛》,二曰小石调《献仙音》,乐器用琵琶,箜篌,五弦,筝,笙,筚栗,方响,拍板。盖其内容情趣与仙道相合,故而用之,但与当时道教科仪音乐并无直接关联。

十月,东封岱宗,又别制天书乐章二曲,曰《灵文》、《瑞安》 ,与前述《瑞文》相类,天子亲行礼时用之。盖此时尚未行玉帝崇拜,遂以道家天书置于儒家昊天上帝之侧,实在不伦不类。天禧元年正月,行宣读天书之礼,王钦若进所录天书,帝跪受之,亦以登歌献酌。

大中祥符五年,圣祖降,乃大兴玉皇,圣祖之仪,与天书之仪共举。神道设教之宫廷道仪乃趋于完备。有司以“唐太清宫乐章,皆明皇亲制,其崇奉玉皇,圣祖及祖宗配位乐章,并望圣制。”[16]真宗索性将喜剧一演到底,乃为景灵宫制文舞曰《发祥流庆》,武舞曰《降真观德》,将祭祀道教神明的圣祖纳入太庙序列之最高级,又御制奉圣祖玉清昭应宫乐章十一首,自是,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亲荐皆备乐,宫架用三十六。六年,建安军铸玉皇,圣祖并太祖,太宗圣像成,又制迎奉登歌乐章四首,鼓吹迎奉导引,赴玉清昭应宫导引各四,以颂四帝懋德。

十年正月,上玉皇圣号宝策及上圣祖天尊大帝宝策,神道设教活动达到高潮。元旦,帝诣玉清昭应宫,衮冕升太初殿,奉册……登歌,二舞,望燎,如祀昊天上帝仪,将儒家祭天仪式完整搬演于自造之道教神圣。翌日,再服衮冕,诣天兴殿上圣祖册宝,仙衣,荐献如上仪。命诸州设罗天大醮,先建道场二十七日。三月,又上圣母懿号,册宝于文德殿。为玉清昭应宫法事专制登歌乐章十二,其程序先后皆有进度,配合礼仪构成严密的套曲形式:(1)奉告,奏《隆安》之乐,(2)太初殿奉册宝,奏《登安》之乐 ,(3)二圣殿奉绛纱袍,亦奏《登安》之乐,(4)太尉奉圣号册宝,奏《真安》之乐,(5)宝册升殿,奏《大安》之乐,(6)降神,奏《真安》之乐,(7)奉玉币,奏《灵安》之乐,(8)奉馔,奏《吉安》之乐,(9)酌献,奏《大安》之乐,(10)饮福,奏《大安》之乐,(11)亚献,终献,并奏《正安》之乐,(12)送神,奏《真安》之乐。[17]与太庙祭享率同,亦掺和道士降神科仪。其词亦较天书乐章庄严雍穆,其声今虽不传,想见钟鼓齐鸣之间,亦蔚为壮观,恐不让于汉武《郊祀十九章》。

 

                            三   小结

 

自大中祥符元年天书下降至乾兴元年真宗崩,十五年间,神道设教未尝中断,一时间大修宫观,争言祥瑞,广聚道书,天下汹汹,比唐明皇、明世宗有过之而无不及。为造神而制礼作乐,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大约真宗以为非此不足以固国本而攘外夷,而神仙法力本在堂皇威仪中显现。仁宗继位,虽以天书殉山陵,然奉圣祖于景灵宫之礼相沿不改,神宗元丰中更以真宗配祀。徽宗以“道君”自命,倾力崇道,欲致神霄仙境,卒北狩五国。高宗南渡,为金人逼迫之际,尚不忘重建天庆观圣祖殿,子孙奉祠不绝。大抵宋有天下三百年,殆与神道设教相始终。

以音乐史观之,神道设教之礼乐实为雅乐发展史上一件大事,虽非空前绝后 ,然举倾国之力崇道,以举朝之士行礼,于宗庙社稷迎神,亦属鲜见,何况真宗非溺于丹术而欲求长生者。而神道礼乐之形式正乃唐以后雅乐新趋势之反映,亦为宋代雅乐之新实践。用于神道设教之雅颂宫悬,成为特殊形式之“道乐”,其功能不在“通神,宣导”,也非“养生,遣欲”,更无益于“白日飞升”。纠其本质,在于强化皇权,最终仍为特殊内容之雅乐。 此种乐舞因其规模过于庞大 ,不能为一般道观所仿效,但有宋之世,宫观众多,管理严密,常以重臣提举之,“神道雅乐”若以宫观为渠道而渗透至一般道教科仪中, 便可造成雅乐与道乐之融合。雅,道音乐,于风致本有共性,《清庙》,《玄鸟》之声未使不能用于《步虚》《太清》之乐,视雅乐为道乐来源之一,当无疑议。

虽然,创业垂统之君,当修德以远人,真君臣突发异想,不思本以制敌,其计亦末矣。宋运之不竞,固于神道无涉。浸浸至于崇宁宣和,国势日蹙。金人渡河,竟欲以“天兵”御敌,卒身亡家破,七庙为丘墟,不亦悲乎。是故,知符能惑人亦能惑己,钟鼓之庆升平,亦兆中衰之末运。后世当局者可不戒哉! 

 

注释

[1] 蒲亨强  《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17页。文津出版社,1993年,台北。

[2] 任继愈主编 《中国道教史》,5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北京。

[3] [清]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转引自《中国道教史》,545页。

[4] [元]脱脱等  《宋史・礼志一》,2421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

[5][6] 《宋史・礼志七》,2539页。

[7]  同上,2541页。

[8]  同上,2542页。

[9]  《宋史・王钦若传》,9563页。

[10]  《宋史・真宗本纪》,172页。

[11]  《宋史・乐志一》,2945页。

[12]   同上,2946页。

[13]   参见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宋政和中宫架之制图”,397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北京。

[14]  《宋史・乐志十》,3186页。

[15]  《宋史・乐志十五》,3310页。  

[16]  《宋史・乐志一》,2947页。

[17]  《宋史・乐志十》,3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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