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房改制所据原“笛”吹式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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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改制所据原“笛”吹式考辨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江苏・南京 210013）

[摘  要] 西汉“庶士”丘仲记“笛”之《辞》经由马融《长笛赋》载录而传。丘《辞》所记“京房制笛”实际是对一原有之“笛”进行改制；“笛从羌起”实为铺排汉笛取材的上古传统；“剡其上孔”实为“削”除原笛之横吹孔；“裁以当”实际是指在已剡除横吹孔的笛管吹端内辟竖吹切口的另一制笛工序。因此，京房制笛所据原“笛”实为横吹制式，汉笛源出羌中之说实误。

[关键词] ；汉笛；剡；；吹法

[中图分类号]J609；J6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王晓俊（1971― ），男，南京艺术学院讲师。

投稿时间：<?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2008-08-25

引  言

西汉律学家京房以弦定律，并凭“三分损益”之法得“京房六十律”，闻名后世。其“竹声不可度调”的论断尽管带有政治色彩，[①]但并非毫无根据，而是源于对“笛”律应用中“管口校正”问题的察觉，这一“察觉”来自其制笛实践。京房制笛之法今见于丘仲记笛之《辞》。丘《辞》经由东汉马融《长笛赋》载录而传。丘《辞》中“近世双笛从羌起”、“故本四孔加以一”、“是谓商声五音毕”等名句，向为后世学者推断汉笛起源、形制的重要证据。自唐代李善注《文选》以来，续有北宋陈《乐书》与沈括《梦溪笔谈》、明代朱载《律吕精义》及清儒桂馥《说文解字正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徐养原《荀勖笛率图注》等均藉丘《辞》讨论汉笛起源、形制诸问题，形成“丘仲造笛”、“羌人造笛”、“汉笛元羌而出”等种种解说，乃至有据此得出“笛生乎汉”、“汉前无笛”等结论者。分析丘《辞》可知，京房制笛实际是对一原有之“笛”进行改制。因而反观京房改制所据原“笛”形制，乃是辨别诸说，并考察我国上古单管竹音吹器形制问题的起点。

一、“笛从羌起”新说

马融《长笛赋》云：“笛生乎大汉，而学者不识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赞。”所以，他发出“悲夫！”的感慨，并引丘仲之《辞》作结：

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其辞曰：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鸣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便宜持。易经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1] 822-823

作为才高博洽的一世通儒，马融发出振聋发聩的感慨，这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但汉儒对此器“忽而不赞”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倘若“生乎大汉”之“笛”果有“弘妙”不为世人所知察，发出这种感慨则在情理之中。而这“弘妙”也必然是一代经学大家颇为了解、极为看重的。综观《长笛赋》可知，这“弘妙”应是该《赋》所重点阐发的“笛”之取材、制作规格与方法、吹奏音响、曲目、功用等方面的上古传统，亦即“笛”之“裨助盛美”之处。然而，后儒却对马融“丘仲言其所由出”一句存在重大误解，并据此对“笛从羌起”、“笛元羌出”诸说笃信不疑。

初步分析“丘仲言其所由出”可知，“笛”非丘仲所造――正如清代徐养原《律》所云，丘仲乃是“述其事”者。[2]525关于丘仲在世时间，史书未载。应劭《风俗通义》据《乐记》云：“笛”为“武帝时丘仲之所作也”。汉武帝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4年，丘《辞》所记制笛者京房其在世时间为公元前77年至公元前37年。从时间上看，京房为昭帝以后人，其去武帝时未久。故应劭称“丘仲造笛”虽误，但丘仲为“武帝时人”则应可信。

丘《辞》“近世双笛”句显示，汉代有“双笛”。后世学者论此“双笛”，一说云汉笛与羌笛（李善），或云竖吹之笛与横吹之笛（胡竹轩），二笛均源出羌中；一说云笛之雌、雄二制，配而成双（徐养原）；近人还有一说云“双管之笛”。笔者认为，马融所赋长笛为单管竖吹制式历来无异议，而马融赋单管长笛引据丘仲所言之“笛”，可知丘仲所言之“笛”非“双管之笛”。丘仲云五孔汉笛“从羌”而“起”，则汉笛、羌笛各有其祖庭，不可相对为双，故“双笛”非文化类型迥异、形制有别的汉笛、羌笛二制。因此，“双笛”应是单管制式的雌雄对笛――其雄笛较雌笛低一调，二笛轮换吹奏，便于应对演奏时的各种旋宫转调。[②]此即清人徐养原《管色考》所谓“如此即不用半窍谓之十二律，用两笛成曲也”。[2] 505

后世诸儒释“双笛从羌起”者，均解作“笛”为羌人所“造”，或言汉笛“元出羌中”、汉笛为传入中原之羌笛等。更有甚者，又误解崔豹《古今注》之“昔张博望使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句，推定汉笛乃是张骞使西域而传入长安的羌人横笛。[③]近世学人亦不乏附会此说者。其实崔豹“注”意甚明，张骞所传者为其“法”而非其“器”。还一种观点认为京房据羌笛造汉笛，故谓之“从羌”而“起”。如徐养原《笛律》云：

笛虽古乐，经秦汉而失传。汉笛起于羌。其始也，裁以当未必遽有笛名。京房去古未远、且识音律，知羌人所作颇与古相类。惟孔数不足乃为之加一孔，而五音毕具，居然与笙师所吹不殊。[2] 525

徐养原认为，京房“去古未远”，知羌笛类于“古”，因而改造羌笛得汉笛，进而断定“汉笛起于羌”。这种推断是历代多数学者普遍持有的观点。但实际上古乐失传，其法未必尽失，否则，何来“截竹吹之”而得“龙鸣水中”之声？其法尽失，其器未必无存――唐人李白有诗云：“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即便是唐代胡羌之笛，其音律亦合于上古“秦声”，其孔制、手法亦必与“秦声”不相乖谬。京房既晓音律、知“笛”之名，未必不识“笛”制；京房既知改造原“笛”，未必此前不擅吹“笛”――否则，京房如何得“商声”？又何以知其改制之笛“与笙师所吹不殊”？从丘《辞》“剡其上孔”、“裁以当”、“四孔加一”等改制手法来看，京房当是吹“笛”的行家里手。既然京房改制以前已是吹“笛”行家，该“笛”何来？如此，若云前汉无“笛”、“笛”源羌“出”，尚不足信。

笔者认为，上述说法均不得丘仲所言要旨。实际上，“笛”之“元羌”而“起”，自古已有传统。《吕氏春秋・古乐》载：

昔黄帝命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之阴，取竹于之谷，以生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3]

由此可知，上古时代，雌雄双笛已有取材于“大夏之西”的传统。又据《风俗通义》所载可知，伶伦取竹之处，为“大夏之西、昆仑之阴”[4]。不论“阮之阴”与“昆仑之阴”所指地方是否相同，“大夏之西”所指均系羌人聚居之地，古今略同。且不论伶伦作律的传说是否带有神秘色彩，以羌地竹材制笛，当为古今一致的传统。北宋陈《乐书》云：

古者论笛之良，不过衡阳之杆也。故师旷得其雄，宋意得其雌焉。盖无异于伶伦断谷雌雄之竹，以为律也。[5]

王圻《续文献通考》对“大夏之西”及取材于昆仑之竹制笛做了更为具体的说明，其“笛制”条云：

大夏之西乃西戎之国也。……昆仑者，乃北国之所也。此竹无沟节，竹孔与厚薄相等，外自然适均，其竹不复加削。[6]

从制笛竹材看，不同地区竹材，因自然环境差异，竹质不同。以之制作乐管，则音色、音质迥异。故而，自古以来有昆仑笛、柯亭笛、衡阳笛、慈母山笛、湘妃笛等等诸说，当今则有浙江“铜岭桥笛”之说。李善注《洞箫赋》亦称：

自伶伦采竹谷后，见此奇，故历代常给乐府，而呼鼓吹山。[7]

可见制笛取材，自古考究。因而，可以认为，丘仲《辞》所谓笛“从羌起”，更多的应是在铺排汉笛取材的上古传统，并渲染竹材之名贵、笛音之奇妙，而并非是“笛”之乐器源羌而“出”、京房以前汉世无“笛”。丘仲《辞》强调，“羌人伐竹未及已”――汉笛伐竹取管之规格要求为羌人所“未及”（按：汉笛乃依据“龙吟”之韵定声，则对竹管粗细、长短及至内壁厚薄、管壁匀称等均有考究）。因而，丘仲所言“从羌起”者，当指制笛之竹从羌而“出”，并非指汉笛起源起于羌。

其实，关于“笛”之起源，马融《长笛赋》正文实已交代。他以“比兴”手法，铺排上古史实，表现“放臣逐子”之悲，并假托上古能工巧匠据“逐”之“悲”，制造乐管，“以舒积郁”。马融并不认为“笛”源出于羌，他也并非是汉笛源自羌笛观点的始作俑者。因为在《长笛赋》中马融同时又明确指出“（长）笛生乎大汉”、“丘仲言其所由出”――认为汉代长笛生乎汉世，丘仲已指出了长笛形制的由来。由此亦可见马融认为丘仲“近世双笛从羌起”的真正含义并非是长笛源自羌笛、“笛”元羌而“出”，丘仲也并非长笛、“笛”源自羌笛观点的始作俑者。长笛、“笛”源自羌笛观点的提出当是马融以后之事。如应劭《风俗通义》中之“笛”为“丘仲之所作也”即是对马《赋》、丘《辞》的误读。那么丘仲“言其所由出”之“出”究竟是何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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