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思想史与音乐占候术

     中国音乐思想的前史与音乐占候术

                 罗艺峰

前已论及，一部中国音乐思想史，可以由中国音乐思想的“前历史”，中国音乐思想的“潜历史”，中国音乐思想的“真历史”共同架构而成，从而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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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namespace prefix = v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vml" />                                         中国音乐思想前史

   中国音乐思想史            中国音乐思想潜史

                                         中国音乐思想真史

    俾以为这是合乎中国音乐思想史真实面貌的。因为，正如现代化学是脱胎于炼金术、现代天文学与古代占星术有关一样，中国音乐思想也有它的前史，那些兆端于上古时代而延续于整个古代社会的音乐神话、音乐占候术、音乐祭祀仪式、音乐宗教活动中的“准音乐思想”，与中国思想史的“轴心时代”――中国音乐思想史真正的开端――春秋战国时期的成熟的音乐思想比较，则其显然是以“前思想”的状态出现的。所谓“准”或“前”，其意谓是：这些带有思想意味的所谓“思想”，尚未完全脱胎于非音乐生活，类似于一种文化上的未分化现象，正如这个历史时期的乐器，也往往不是纯粹的音乐发声工具，如钟兼有礼器的身份、缶兼有皿器的功能、鼓还常常是法器等等。

只要我们翻检自西汉以前的上古文献以及后代大量历史典籍，就可以发现这些准音乐活动、准音乐乐器、准音乐思想的普遍存在，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这些现象能够存在于那样漫长的历史之中被人们一代代重复地述说着？就这些现象本身来说，这里有许多复杂的情况，一些事象虽然记载于较晚（如汉代）的文献，其思想意识却是在这些文字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一些出现得也不很早（如魏晋）的音乐神话，却透现出极古的文化现象；一些屡屡被人误读或弃读的古书(如《师况占》)，换一个角度、换一种学术视野，也许其真意才显露出来。就这些现象长期延续的意味来说，却早已经溢出了音乐文化、音乐思想的范围而标示着更为深刻的含义，一般思想史界对此一领域的认识还非常之少，也非常之浅，而我认为舍此断不能完整地理解中国思想[1]。

那么，研究这些所谓前音乐思想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俾以为有这样几点是不可不说的：

我们今天研究这些准音乐思想、前音乐思想，一是可以真正地“回到古人的世界去理解古人”。需知，古人并无什么唯物唯心的思想划分，也没有今天人们了解推重的科学意识，更无所谓古为今用的价值观念，或者也与所谓艺术的审美意识、音乐的社会功能追求无关。他们真诚地崇拜天道神祗，敬畏神秘的数理卦象，由衷地相信音乐的占候，一代代传递着由音乐神话表达的文化信念，他们真实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等待我们去与他们对话，去理解他们。其二，是可以建立起中国音乐思想的真实发展过程，在古代思想的世界里，既有完全已经内在化的、观念化的真思想，也有尚在浑朴元冥中的准思想，还有许多外在的、粗陋的前思想，无视这些值得研究的东西，将难以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音乐，因为，正是在这里埋下了其后发展的伏笔，种下了其后思想的种子，预示了中国音乐思想性格的某一方面。其三，是在这些内容里，有许多非常重要的、需要今天的人们去了解的文化现象，为什么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音乐占候是这样普遍？中国音乐神话有什么样的文化人类学内涵？古代音乐祭仪暗示着什么样的文化逻辑？等等，都非常值得今天的学者们去探索。

本章着重讨论的是：音乐占候术、音乐谶纬术、音乐神话和音乐祭仪等音乐宗教性活动的操作性逻辑、思想性内涵和哲学的意识。

一、什么是音乐占候术

[1]一般占候。

占候是古代人根据天象和气候的征兆变化来预测吉凶的一种实用性文化技术。《后汉书・郎传》：“（）学京氏《易》，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论衡・谴告》：“夫变异自有占候，阴阳物气自有始终。”于此可大略初知占候的性质和功能。

占，有预测和观察的意思。张衡《思玄赋》：“慎、灶显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讯”，这里所言及的人是司马迁所谓知天数者梓慎和裨灶；《后汉书・天文志》：“仰占俯视，以佐时政”，可知占测往往与政治有关。占又往往与卜有关而合为占卜一词，是一类预测吉凶的法术。         

候，有守望、观察、侦察、探听的意思，作动词。《后汉书・钟离意传》：“窥候风云”；《吕氏春秋・贵因》：“武王使人候殷，反，报歧周曰：殷其乱矣。”也有气候、物候等节候、火候的意思，作名词。《素问》：“寒乃去，候乃大温。”；杜审言诗《和晋陵陆拯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素问・六节藏象论》：“五日谓之候”；段成式《酉阳杂俎》：“唯在火候善”。占候家每每兼“占”和“候”两方面内涵而融于一体，也即通过望候天象物理变化而占测吉凶。

占候，可以分为广狭两类。广义的占候可入一般数术，按《汉书・艺文志》所说，数术包括了天文、历谱、五行、耆龟、杂占、形法等六种。而狭义的占候则包括了风角、望气、纳音、六壬、易占、五行、九宫、候气吹律、候钟律、律准候气等。

[2] 音乐占候。

数术或者占候，与音乐有天然的联系，而其发生联系的核心要素是“数”，律数与术数，有极密切关系，《四库提要》所谓“数为六艺之一，百度之所取裁也。天下至精之艺，如律吕、推步，皆由是以穷要妙”。《后汉书・律历志》：“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物气，道之本也。……术家以其声微而体难知，其分数不明，故作准以代之”。术家即通占候的人士，占候家知声律是古代常例，因为“数”在古代文化中与天干、地支、卦位、五行、方位等有直接关连，这些都是所谓“积数之学”[2]，所以《四库全书》列天文算法类似“推步之属[3]”，“别入之术数家”，而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科学，也即是说，与音律之学关系密切的天文历算可以看作是占候术数之学。因此，凡涉律数，必及历数，由历数而知天文，由天文而必涉星占[4]；又因为天文有分野之说，则言律必与地望有关，是则与地理发生联系；还因为十二律合十二辰的逻辑关系，又以乐理之五音相乘，则六十律与六十日生；因为五方与五音、卦位时辰与音律的关系，则农业节气的徵兆与音乐也发生了关系；再因为五行终始说的建立，而言五行五音必与政治和伦理发生干系。如此，则在古代文化环境里，以占候之术预测吉、凶、祸、福、灾、异、丰、欠也就非常可能与音乐家的活动有关了，中国古代音乐学与占候术之天然亲属关系无可怀疑矣！

占候在我国起源极古，就其作为数术而言，是唐以前的思想、知识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有学者认为占候术的雏形期在上古至春秋，卜辞、《尚书》、《周易》、《国语》、《周礼》等有记载线索可寻；兴盛期在魏晋隋唐宋，而两汉已经非常成熟，大量涉及占候的史籍出现了，魏晋宋齐梁陈正史的《天文志》《律志》《乐志》《五行志》《天象志》《灵征志》等有占候活动记载；《隋书・经籍志》有许多乐占、气占、星占、风占、杂占之书；唐代则见鼎盛发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天文志》有大批占候著作存目，著名的历史学家、天文学家、学者、占候家李淳风更有《已巳占》这样集大成的占候著作发表，印度籍瞿昙悉达的占候学巨著一百二十卷《开元占经》已经出现[5]；宋史也收录了许多这类著作，文献丰富，尤以收录并重修之北周庾季才《灵台秘苑》为著名；古代占候术的衰落期则在明清以降，著作不多，发展很少，思想价值很低，但也有旧题唐李淳风《观象玩占》一类的名作著录。[6]

[3] 音乐占候家。

从事数术占候活动的是古代最富知识的人，所谓“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本书前已论及古代史、卜、医、乐为一家的现象[7]，故当有人指出为音乐史家所熟悉的伶洲鸠、师旷、京房、王朴、蔡元定等皆可入此占候家之列时，可不必惊讶。[8]这里有明证：如刊刻于明代的《六壬大全》指出：“考《国语》伶洲鸠七律，以所称夷则上宫、大吕上宫推之，皆有合于六壬之义，然特以五音十二律定数，未可即指为六壬之源。”[9]可知此一上古音乐文献所记之事（即所谓“七律对”）被占候术家所注意，伶洲鸠之涉占候当无疑义。又《后汉书・方术列传》：“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然神经怪牒，玉册金绳，关局于明灵之府，封腾于瑶坛之上，靡得而窥也。乃至《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也。”这里极可注意的是列入了“师旷之书”（乐书？乐占书？），师旷正是古代传说中最富盛名的大音乐家，所谓善听者，则师旷被汉代人看作是占候术士[10]，所以也不奇怪后代每有托名师旷的占书。西汉京房（字君明）则更是方术占家迄可定论，其有“京氏易”大著《京氏易传》传世，入“术数类”而不在《四库》之经部“易类”，四库提要说：“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祥……”，可知京房通象数祥之术；提要更进一步指出：“盖《易》至京房、焦延寿而流为方术”，“夫《易》本为卜筮作，而汉儒多参以占候”，据说其“吹律定姓”而改本姓李为京[11]，汉元帝时以言灾异得幸。清代著名学者、乐律学家凌廷堪在《汉十四经师颂并序》[12]说：“君明好学，占验允长。吹律易姓，谶纬滥觞。极论巧佞，谏帝旁。”并指出其京房尤善“飞伏”、“世应”、“五行”、“六日七分”、“纳甲”、“归魂”、“卜仪”、“筮法”、“火珠”、“揲萁”等汉代占卜技术[13]。其著作多与占候术有关，如《周易妖占》十二卷、《周易飞候》九卷、《周易占事》十二卷、《周易逆刺占灾异》十二卷等等；《后汉书・律历志》“律准候气”条记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燠风雨之占生焉。……房言律祥于歆所奏，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此则更明确了这位著名于中国乐律学史的京房与占候术有密切联系，候部，即是候钟律之部[14]，与占候有直接关系，汉代有灵台侍诏之官四十二人，其中七人候钟律。许多古代文献记述了占候术士受到京房的影响，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这位律学家的本象颇涉占候，《晋书・艺术列传》记一位名叫台产的术士：“少专京氏《易》，善图谶、秘纬、天文、洛书、风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学，尤善望气占候推步之术。”如此，则理解京房律学思想不能不涉及占候学了。五代后周时期的枢密使兼太常寺王朴，在中国律学史上以“王朴律”著名，史载其精历算，通律吕，又有《太清神鉴》相法之书传世，欧阳修《新五代史》称其“至于阴阳之法，莫不通焉”，薛居正《旧五代史》亦谓其“星纬声律，莫不通焉”，则律学家的王朴必同时是占候家。南宋律学家蔡元定有十八律传世，但也著《发微论》，四库提要说：“元定之学傍涉术数，而尤究心于地理，是篇即是其相地之书。”是知其通术数，有相地之术；同时，其《律吕新书》还专门列有“候气”章，有浓厚占候术的气息，宋代哲学家朱熹序其书曰：“审音协律以谐神人”，正是这一思想信息的传达。[15]尤可注意者，还有正史中的“艺术传”、“术艺传”，属古史书“列传”体例，但此“艺术”非彼“艺术”也，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艺术，按《晋书・艺术列传》却是“先王决犹豫，定吉凶，审存亡，省祸福”的占候技术，《魏书・术艺列传》指出：“盖小道必有可观，况往圣标历数之术，先王垂卜筮之典，论察有法，占候相传，触类长之，其流遂广”。此类体例一直延续到晚清，《清史稿・艺术列传》所谓“自司马迁传扁鹊、仓公及日者、龟策，史家因之，或曰方技，或曰艺术。大抵所收多医、卜、阴阳、术数之流，间及工巧。”这类史书往往有音乐占候材料，《北史・艺术列传》还专门列有“晓音律者”，仅把晓音律者列入占候术数类就极可注意，而况还把师旷、师挚、伯牙、杜夔、信都芳、万宝常等音乐史上有名者列入呢？

[4] 音乐占候术与思想史研究。

既说音乐占候包括在广义的数术中，则必然与历律、天文、易卦、阴阳、五行、推步、星占、灾异、谶纬等古代技术性知识有关，研究这些问题必然要具备这些知识，同时注意到古代音乐思想的广泛联系性特征。如前文所说，这些与音乐有关的思想，往往不只是音乐的思想，而包括了十分广阔的思想和观念的世界，还未完全分化出来，还往往包裹在各种非音乐的思想或观念的外衣中，需要我们去剥离和分析。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音乐占候术还与古代广泛存在的物候学有关，现代物候学是研究自然界植物和动物的季节性现象同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而古代物候学则是把自然现象和人类现象的朴素观察与灾祥瑞应、阴阳消息、五德终始、天人关系等联系起来进行预测吉凶的一种工具，也即是占候术。在这些占候术中，既有朴素的科学（如对天气、星象、云雨、雷电、声音、风气等的观察），也有神秘的操作（如望气、风角、星占、五行、六壬、九宫等的数算），当然也有一些猥杂怪异神秘不堪之言，因此，我们今天研究认识音乐占候术，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完全否定，而要细致的分析，作出科学的合乎事实的判断。而无论是所谓“朴素的科学”还是“神秘的操作”，乃至“猥杂怪异神秘不堪之言”，都是古人思想的真实，需要我们去分析研究。

古代音乐占候的存在已是无可怀疑，其术颇杂而其思尤异，往往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和理解的，本书作者读史研判亦常陷入思忖之中：古人究竟有何必要用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神圣的、高贵的艺术――“音乐”――来行算命占测呢？难道古代占卜算测之术还少吗？可能的解释是：古代人思想观念中的音乐，与我们今天理解的音乐，非常不同，甚至不是一个东西，否则，为什么“乐”入了“经”部，而“曲”入了“集”部呢？为什么“律学”拉扯上了“天文”，而律算之学入了“小学”呢？1考之《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除了古琴谱外，竟没有其他音乐书籍著录而全是书画篆刻杂技棋艺器物甚至食谱，可知古代所谓“艺术”一词所指与今不同，古代正史所谓“艺术列传”也常常是占卜术士的事迹，此尤应为音乐思想史研究者注意，因为图书分类也反映了古代文化观念的重要特征。自然，古代音乐家，也不纯是今天我们理解的音乐家，而是与史、卜、巫、医一类人物相关相通的独特中国文化产物 ，宋・罗泌《路史》记黄帝时的医官歧伯“作鼓吹、铙角、灵鼙、神钲”，保留了这类远古的记忆。他们既行占卜望测之术，则难免与政治军事宗教天文地理事务有关；他们既有祭祀教化功能，则多与历史传统教育伦理道德相连；他们既知物候律算知识和操作，则肯定涉及王朝尤重之“祀”与“戎”和农业生产社会生活。故，我们今天研究音乐占候与音乐思想的关系，应取这些人类活动所赖以发生的观念视域，也即本书作者一再强调的“回到古人的世界去理解古人”。本书所涉及的范围并非古代音乐占候术的全部，而是选取与音乐思想关系较大、较直接、误解也较明显者来分析，以便在音乐思想的“前史”意义上解读。

二：历代与音乐占候术有关的文献

古代与音乐占候术有关的文献非常之多，可以分为广义的占候记载与专门的占候著作两类。既有零散在上古文献如《国语》、《左传》、《周礼》中的材料，也有历代正史中《律志》、《乐志》、《礼乐志》、《天文志》、《五行志》、《郊祀志》、《艺文志》、《经籍志》、《方术列传》、《艺术列传》、《术艺列传》等等的若干记载，还有子、集中的论述如《墨子・迎敌祠》中有“巫卜望气”的材料，专门的占候著作如《四库全书》专门列有“子部・术数・占候之属”，其实经部“易”类如北宋邵雍《皇极经世》和子部“天文算法”类如明代朱载《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当然还应包括一部分谶纬文献如《乐纬》等，也有不少涉及占候的材料，值得注意。

 以下专列音乐占候书目并略引文献加以说明[16]。

（1）《汉书・艺文志・数术略》：

《律历数法》三卷。入历谱类。所谓历谱，也是一种占候方法，按《汉书》，乃 “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知律历可占人事。

《钟律灾异》二十六卷。古人以为律数寓有天理，人神以数相合，可以推律知声，审音明事。《风俗通》引刘歆《钟律书》云： “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故知音律与十二支、五行、八卦相配合，可纳甲、纳音以推阴阳消息，以占吉凶灾异。

《钟律丛辰日苑》二十三卷。丛辰是一种独特占候术，即计吉辰、凶辰和相关宜忌项目的方法。丛辰与钟律结合，可知辰日之名及推法。出土古代文献有复杂记载而流派颇多不同。

《钟律消息》二十九卷。钟律消息或以为与所谓候气吹律有关。消息之谓， 与阴阳之术有关。

《黄钟》七卷。     言声律相生或五行配属。

《风后孤虚》二十卷。风后或是古之占风者。本间接与音乐占候有关，上古占风候气、望气以说乐事者多有。

《六合随典》二十五卷。天地四方可言六合，十二律以六律六同（六吕）也是六合，故天地之道六合与音律之道六合可同。

《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奇胲是奇秘非常之义，五音此指纳音。古五音之术多与兵事有关，以六十甲子配五音，三元运转，还相为宫，而实以震、巽、坎、离、艮、兑六子所纳之干支为本。即以五音律数推合于五行八卦之生化及干支演变以言吉凶，可入古代兵阴阳。

《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此即所谓五行刑德之属。

《五音定名》十五卷。    以上九种皆入五行类。所谓五行，是古代占候法之一种，按《汉书》，指五常之形气也，言进用五气以顺五行也，五常即貌、言、视、听、思，其乱则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历律之数而分为一者也。故数家因此以占吉凶。

《执不祥劾鬼怪》八卷。此为鬼魅不祥的劾鬼之法，古之解逐去凶多与舞傩驱疫有关，因而与音乐舞蹈有关，可参

《周礼・方相氏》。

（2）《隋书・经籍志・五行》：

《五音相动法》二卷。

《风角五音图》二卷。

《风角杂占五音图》五卷。

《风角五音六情经》十三卷。

《风角五音占》五卷。   以上风角鸟情占。《隋志》载此类图书四十七种，包括了梁有隋亡十四种，直接与音乐占候有关的五种。风角是与兵占有重要关系的占法，汉魏时盛行。其法多望云、候气、鸟情等。

以下为太一、遁甲、六壬三类“式占”书目九十六种，梁有隋亡二十七种，虽然没有列出直接的音乐占候书，但是因为“式占”以九宫为基础，用一种上圆下方以象天地的“式盘”转天纲加地辰旋转而占，也称“旋式”（《史记・日者列传》集解、索引），是一种综合了阴阳、五行、干支、四方、八卦、星宿的原理、概念和方法的占法 ，因此与天文历律五音有天然紧密的关系。兹不一一赘列。又，据考古报告，目前已出土的八件式盘，六件为西汉末期之物，可知式占的发展情况。

《周易飞候》九卷。

《易历律》一卷。

《文王播音》一卷。

《京房风角书》。 以上易占类书六十八种，其中提名汉京房撰者凡十一种，梁有隋亡十五种，其中提名京房撰一种。与音乐占候有关者四种。飞候是京房独创的占法，常取律管候气、五音风角或纳音，都与音乐占候有关。《易历律》撰者则是著名占候家虞翻，学者指出：“易与律、历皆富含天道与数、理，三者的结合，既是以阴阳五行为主干的古代朴素直观抽象性概念系统发展融会的一个必然，也是其共同具有的占卜性质所决定的。[17]”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古代文化中不仅易类图书极多，且常涉乐律音舞之理。

《师旷书》三卷。

《师旷占》五卷。以上杂占二十五种，梁有隋亡九种。涉及乐占者二种。师旷为春秋时晋国乐官，精于音律而颇涉占事，有杂占之术。《汉书・艺文志》：“《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又谓：“《师旷》八篇，晋平公臣，入阴阳家”。《后汉书・方术列传》注“师旷之书”：“占灾异之书也，今书《七志》有《师旷》六篇”。是则两汉托名师旷的这些书籍为占卜书，可为定论，师旷占也即音乐占卜术。

《五音相墓书》五卷。

《五音图墓书》九十一卷。以上杂占风水类五种，梁有隋亡七种。涉及音乐占候术的二种。相墓为古代以五音属性判断墓葬吉凶的葬术，属于所谓“形法”一类。

（3）、《旧唐书・经籍志・五行》、《新唐书・艺文志・五行》：

《京氏周易飞候》六卷。

《虞翻周易集林律历》一卷。

《易律历》一卷。

《风角要候》一卷。

《风角六情诀》一卷。

《风角》十卷。

《风角鸟情》二卷。

《鸟情占》一卷。

《鸟情逆占》一卷。

《黄帝飞鸟历》一卷。

《律历术》一卷。

《师旷占书》一卷。

《乐纬》三卷。

《五音地理经》十五卷。

《玄女弹五音法相冢经》一卷。《旧唐书・经籍志》列出乐类图书二十九种，皆不入五行类。易类七十八部，凡六百七十 三卷，涉及焦赣、孟喜、京房、虞翻等著名汉代占家著作，比较直接涉及音乐占候的三种；风角类书七种，大多与音乐占候有关，是我们研究风角占的重要材料，其著者也都是著名占家如奉翼、王琛、刘孝恭、管轲、张衡。《新唐书・艺文志》列入乐类三十一种，也不入五行类，故于两唐书可知，古人对于什么是乐类，什么是术数类分别得很清楚。《新唐书・艺文志》易类七十六家、八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大多为汉以来所著录，新出现值得注意的有崔浩《律历术》、僧一行《五音地理经》，《魏书》有崔浩传，称其人“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有占候事迹见载。其他如六壬、九宫、遁甲等占术图书则因为不直接与音乐占候有关而此处不列。关于五音相墓术，是为古“五音之家”应用于相墓，即是阴宅名称禁忌的占术，即以人姓五音占验吉凶之方。

（3）、《宋史・艺文志・五行・耆龟》：

      《钟律纬》一卷。梁武帝。在经部・乐类。

      《五声类氏族》五卷。

      《占风九天玄女经》一卷。

      《京房周易律历》一卷。

      《候气秘法》三卷。

      《五音法》一卷。

      《风角鸟情》三卷。

      《五音地理诗》三卷。

      《五音地理经诀》十卷。

      《风角五音占》一卷。

      《望江南风角集》二卷。

      《风后三命》三卷。

      《五音百历忌》二卷。

      《五音风髓经》一卷。

      《五音三元宅经》三卷。

      《五音三冈诀》一卷。

      《李仙师五音地理诀》一卷。

      《五音二十八将图》一卷。

      《师旷择日法》一卷。

      《风后》一卷。

          《遇仙诀五音歌》六卷。宋史中著录的占候术数类图书，主要集中在子部五行类，共有八百五十三部，二千四百二十卷，音乐占候类十八种。经部易类也有许多间接涉及音乐占候术者，此不赘录。管轲〈遇仙诀五音歌〉则入耆龟类。两有不少风占气占著作入兵类，亦不复赘。尤应注意者，是占候术数类图书比之前引诸史要多，反映了宋代占候术数的流行情况。

   （4）、清《四库全书・子部・术数》：

         《皇极经世》十二卷。北宋邵雍书，其“观物外篇”有“声音唱和”四卷十六篇，颇涉音乐占候。其术多数术、阴阳、干支之法。后代解释本书者多有言及音律者。

         《皇极经世索隐》二卷。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九卷。

         《皇极经世书解》十四卷。

        《灵台秘苑》十五卷。北周虞季才撰，北宋重修。此书内容宏富，以风雨雷电占尤可注意。

        《开元占经》一百二十卷。唐瞿昙悉达撰。其科学价值和学术价值甚高，风雨云气占类内容可堪参阅。

          《京氏易传》三卷。

          《已巳占略例》十五卷。旧题唐李淳风撰。皆杂占天文云气风雨并及分野星象之说。

              《河洛精蕴》          清江慎修撰。有纳音之法。

          《尚书天地图说》六卷。清潘咸撰。有甲子纳音之术。                               

清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数学之属”一十六部，一百四十七

卷；存目二十八部，一百六十五卷。“占候之属”二部，一百三十五卷；

存目二十六部，三百八十卷。“相宅相墓之属”八部，十七卷。 “占

卜之属”五部，二十七卷。“命书相书之属”十四部，五十三卷；存目

十八部，二十九卷。“阴阳五行”之属五部，五十五卷；存目二十六部，

一百六十三卷。杂技术类存目六部，五十二卷。由以上著录情况可知，

汉晋唐宋以来的音乐占候已经风光不再，官修目录已经很少这类图书，

或者民间尚存若干与音乐占候有关的技术，但也肯定已式微。

三、风角鸟情占

以下我们以风角鸟情占为例，分别以占名、占史、占法、占例四个方面来加以述论，然后再加以讨论。

[1] 占名

风角鸟情占是一种统属于望气类的杂占之术，且与上古音乐活动有密切关系。《后汉书・郎剀传》：“风角，谓候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也”。北周虞季才原著、宋代于大吉等重修之《灵台秘苑》[18]卷五：“前世风角自为一家，有二说：先儒以风从四方四隅来，故谓之角；世传以巽为风，于五行在木，在八音为角。”于此可知“风角”占术的含义和名称的由来，其可以追朔的起源当在阴阳五行说发生之际。而风角占又往往与鸟情占密切相关而联为一种占法：《三国志・管轲传》裴注引《管轲别传》：“轲为之说八风之变，五音之数，以律吕为众鸟之商，六甲为时日之端，反复谴曲，出入无穷。”故西汉以来的数术占候书常有风角鸟情一类，《史记・天官书》记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因为《开元占经》亦记其正月朔旦而占八风；在《史记・律书》中，有一段文字往往为注家所怀疑，言律而备述兵家之事，疑为窜入乱文，为什么太史公“其与兵械尤所重”？为什么说“望敌知吉凶”？为什么引纬书而言“武王伐纣，吹律听声”？其实只要转一个角度看，此段文字正是作者文中之义，两军相敌，望气知胜负，同律可以听军声，这是《周礼》以来古代观念，因之善听声能候气的音乐家常常随在军中。《后汉书・百官志》有灵台侍诏四十二人，其中三人候风，十二人候气；《后汉书・蔡邕传》注引翼氏《风角》书；《隋书・经籍志》五行类有风角占书二十二部，梁有隋亡者十二部，其中风角书二十六种，风角五音六种，风角鸟情三种，鸟情（或六情）七种；唐李淳风《已巳占》卷十序云：“自奉翼之后，风角之书将近百卷”，“风觉鸟情，天地之事理，其所由来久矣。……并皆占等同符，义过合契，是知事无大小，随感必臻，祥无深浅，见形皆应，此则法术之所由来也。”可知风角与鸟情的关系非常深远。……本书前文并已具体录载许多风角鸟情占书[19]。北宋哲学家邵雍《梅花易数》卷一：“风觉鸟占者，谓见风而觉，见鸟而占也，然非风鸟而占，而谓风觉鸟占也。凡卦之属物者，皆谓之风觉鸟占。”然此则“觉”、“角”似可同义而略显不同解释。现代学者认为：“风角与鸟情的结合，则有两个可能：一是鸟的飞行方向、路线、起伏往往与风有关；二是鸟鸣之高低本身可以形成‘音’的特征，从而又可以与‘五音’的关联系统进行的对照，从而推衍出各种结果。由此，鸟情必然成为风角之一端。”[20]此一占法在六朝时极盛，其对风角鸟情的解释对我们后文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风角鸟情占往往与军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宋书・礼志》：“何承天谓战国并争，师旅数出，悬鸟之设，务查风锓，宜是秦矣。”此则史料不仅告诉我们，作为律学家的何承天深通风角鸟情，也是说战争中有鸟情风角占，战国时秦地为此一占法的起源之地；也学者指出：大概在战国秦汉间已有望气者随军的制度1，而本书认为其线索乃至可以追朔到更遥远的时代，如《路史》说，黄帝时已经有“作玉律以应候气，荐之宗庙，察治忽，以知三军之消息”的事情 ；《灵台秘苑》：“用兵皆占其气。”并列出“军胜气”、“军败气”、“伏兵气”、“暴兵气”等气现象。唐《开元占经》九十三卷：汉魏鲜“正月朔旦。八风占云：风南来大旱，西南来小旱，西来有兵，西北来有胡兵，胡豆成。北方来为中岁，东北来为上岁，东来大水，东南来人病岁恶。八风各与其冲对课，多胜少，疾胜徐。”可知唐代关于风占的知识仍然存在。

汉以后的风角鸟情主要用于兵占，史称“兵阴阳”，《对敌占风》一类占书不少；大凡战争频繁的时期，这类占术书尤多。这一特征对我们理解上古音乐史文献中许多与风、气有关的内容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新的认识。

[2] 占史

此一占法在西汉尤其是东汉非常盛行，其起源却不止在西汉，而可以追索之春秋战国时代，甚至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就已经有了候风望气、风角鸟情的占术。中国古人对风、气的认识极早，且具非常独特的中国文化意味，他们一方面勤于观察风象，仅《尔雅》中对各类风名之细致定义就有相当之多，唐《开元占经》也有怒风、乱风、大风、暴风、飘风等分类，可知古人对风这样的自然现象有何等精心的观察！另一方面，古人又把风神秘化甚至人格化，视风、气为天人感应的主要关联和征候，也与占测吉凶有重要联系，故有“风者天之号令，所以谴告人君者”的言说（《后汉书・蔡邕传》），更有占家所谓“风者，是天地之号令，阴阳之所使，发示休咎，动彰神教”的论道（李淳风《已巳占》卷十序）。占风活动与政治、军事、农业、历法、人事、吉凶有密切关系，《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集解》引王肃曰：“五行之气”。《索隐》谓：“春，甲已，木气；夏，丙丁，火气之属，是五气也。”（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帝王世纪》云：“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帝寤而叹曰：风为号令，执政者也。”《艺文志》云：“风后兵法三篇，图二卷，……”郑玄云：“风后，黄帝三公也。”按：“黄帝仰天地置列侯镌官，以风后配上台，天老赔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也。”“帝颛顼高阳者……治气以教化。”《索隐》谓：“理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人也。”《史记・五行志》：“文帝二年六月，淮南王都寿春，大风毁民室杀人。刘向以为是岁南越反。”“文帝五年，吴暴风雨坏城官府民室。时吴王濞谋为逆乱，天戒数见，终不改寤，后卒诛灭。”则占颇涉政治。

而古史中关于风、气与音乐关系的记载也不少：

《路史》：“少昊氏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风”。

《吕氏春秋・古乐篇》：“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氏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

《帝王世纪》：“高阳氏命飞龙效八风之音作乐《五英》，以祭上帝”。

《路史》：“颛顼高阳氏命蜚龙称八音，会八风之音，以为《圭木》之曲，以召气而生物”。

《孔丛子》：“夔为帝舜乐正，重黎又欲求人而估焉。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唯圣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乐之本以通八风，夔能若此，一而足矣”。

《国语・周语》：“瞽告有协风至”。韦注：“瞽，乐太师，知风声者也。”

《国语・周语》：“夫六，中之色，故名之曰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

《左传・隐公五年》：“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韦注：“故八音以通八风。”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夫天子省风以作乐”。杜注：“省风俗作乐以移之”。孔颖达疏引《汉书・地理志》释之。

《后汉书・律志》：“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风气正，十二律定。”

《魏书・律历志》：“昔黄帝采竹昆仑之阴，听凤歧阳之下，断自然之物，写自然之音。音既协矣，黄钟以立；数既生矣，气亦征之。”

《晋书・律志》：“律述时气，效节物也。”……

律之于乐、吹之于气、气之于风、风之于卦、卦之于占，在古人的观念里很自然地就发生了关联。

就此一占法的历史发展而言，一般认为，两汉风角鸟情最盛，魏晋则是运用于军事最多的时期，宋代文献甚多，而宋元以后逐渐减少以至文献散佚，许多上古风角鸟情占书仅存著录名目而已，至清末则基本势微而趋于消失。

[3] 占法

风角鸟情占的具体占法主要是望候而占，占得风情与鸟情后再与五音五方结合，以测吉凶。《史记・律书》：“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张守节《正义》：“夫战，大师吹律，合商，则战胜，军事张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主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焉。”其具体占法可从唐代著名的《开元占经》卷九十一得知大概：

凡候风，必于高平畅达之地立五丈大竿，以鸡羽八两为葆属竿上，候风鸣羽，葆平直则占。亦可竿首作，作三足乌于上，两足连上而外立一足，系下而内转，风来则乌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旋则占之。羽必用鸡，取其属巽而能知时；羽重八两，以相八风；竿长五丈，以法五音。乌者，日中之精，巢居知风，乌为其首也。

此处所谓鸡羽葆，是一种把鸡毛置于高竿顶上的占风之具（或即何承天所谓“置鸟”，鸡，亦称“凤鸟”，日乌亦是鸟，可备一说），又可称“羽旗”，是一种仪仗，《西京赋》：“垂翟葆，建羽旗。”《汉书・韩延寿传》：“植羽葆，鼓车歌车。”而其用鸡，则与卦占有关，鸡属巽卦，五行属木，鸡能知时报更。而所谓羽八两、竿五丈之类，往往牵合八风八方八音、五行五方五音之类，则与古代神秘数字迷信有关。而用乌占风，与中国神话有日乌之说相联，汉画象砖有日中三足乌形象。

《开元占经》更引李淳风论风角与音乐的关系：

凡人君顺理四时，则春无凄风，夏无苦雨。先王之治，以天下为家，兆民为子，风起异常，用意察之。若纷错交横、氛埃相注，此风之应必在人主。李淳风曰：巽为风。风占灾异最验。凡候风，须筑高二十四尺，於上设竿，令其四达无隐，则远近皆知，期克不爽矣。凡鸣条以上怒风起止，皆祥其五音与岁月日时刑德合冲墓杀，五行生克，王相囚死，以言吉凶，仍以六情推之，万不失一。

    凡两军相当，以分主客。以日辰所得纳音为客，以时下十二时辰与风所来方为主，若日辰纳音能克时辰及方，为客胜。时下友神及风来方能克纳音，则客败主人胜。

风占能够推定吉凶且万不失一，可知信赖程度之高！按古代传统，所谓“鸣条摆树，萧萧有声”的可以叫做“飘风”，而比之更狂暴的“发屋折木，扬沙走石”的叫做“怒风”，一日之内四转五复的则称为“乱风”，忽起忽绝、乍有乍无的的大风叫做“暴风”， 怒风以上多为不吉之象，这些风象，都与人事吉凶有密切关系。

这里最可注意者，是与“纳音”占法操作的结合。古代纳音，即是把宫商角徵羽五音纳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逻辑，以占吉凶的一种独特占法。此处不赘。

北宋邵雍《梅花易数》卷一“象数易理篇”的“风觉鸟占”、“风觉占”、“鸟占”、“听声音占”，都是把风觉鸟情联系起卦而占，可知在北宋尚存上古之法，只是更加强调与易卦数理的联系。今述其占法如下：

            风觉占。

    风觉占者，谓见其风而觉也，见鸟而占也。凡见风起而欲占之，便看风从何方来，以之起卦。又须审其时，察其色，以推其声势，然后可以断其吉凶。风从南方来者，为家人，南方属离、火，得风火家人卦（南方属离火，合得风火家人卦）。东来者，为益卦之类。审其时者，春为发生和畅之风；夏为长养之风；秋为肃杀；冬为凛冽之类。察其色者，带埃烟云气，可见其色黄者，祥瑞之气；青者，半凶半吉；白主刃，气黑昏者凶，赤色者灾，红紫者吉。辩其声势者，其风声如阵马，主斗争；如波涛者，有惊险；如悲咽者，有忧虑；如奏乐者，有喜事；如喧呼者，主闹哄；如烈焰者，主火惊。其声洋洋而来，徐徐而去者，吉庆之兆也。

鸟占。

鸟占者，见鸟可占也。凡见鸟群，数其只数，看其方所，听其声音，辩其毛羽色，皆可其数。又须审其名义，察其鸣叫，取其吉凶。见鸟而占，数其只数者，如一只属乾，二只属兑，三只属离；看其方所者，即离南坎北之数；听其声音者，如鸟叫一声属乾，二声属兑，三声属离之类，皆可其卦。听声音者，若夫鸣叫之喧啾者，主口舌；鸣叫悲咽者，主忧愁；鸣叫嘹亮者，主吉庆。此取断吉凶之声音也。察其名义者，如鸦报灾，鹊报喜，鸾鹤为祥瑞，鹗鹏为妖孽之类是也。

听声音占。

声音者，如静室无所见，但于耳中所闻起卦，或数其数，验其方所；或辩其物声，详其所属，皆可起卦。察其悲喜，助断吉凶。数其数目者，如一声属乾，二声属兑。验其方所者，离南坎北之类是也。如人声语及动物鸣叫之声，声自口出者属兑；而静物扣击属震，鼓拍槌敲、板木之声是也；金声属乾，钟磬钲铎之声是也；火声属离，烈焰爆竹等声是也；土声属坤，筑基、杵垣、坡崩、山裂是也。此辩其物声，详其所属也。察其悲喜，助断吉凶者，如闻人语笑声，又说吉语，娱笑者，有喜也；人悲泣声与怨声，愁语及骂詈穷叹等声，不吉也。

如此，此则可知北宋时风角鸟情占尤存上古遗意，也可想见师旷占风角鸟情的方法不出邵子大概了。

[4] 占例

    古有“师旷占”以及师旷占书，著名于中国音乐史的晋乐师、善弹琴而尤精声律的师旷，为什么会被后人托名占候术呢？一方面，是前文已再三申述之古代史、卜、医、巫皆兼乐师功能的现象，古代乐师兼为占卜之事；一方面，师旷确是深通风角鸟情的术数家，历史留下了蛛丝马迹，可供我们研究。许多古代典籍透露了其中信息，《淮南子・原道训》：“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览冥训》：“昔者师旷奏《百雪》之音，而神物为之下降，风雨暴至，平公癃病，晋国赤地。” 清・王先慎辑《韩非子佚文》：“师旷鼓琴，有玄鹤衔明月珠在庭中舞，失珠，旷掩口而笑。” 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34引《瑞应图》：“师旷鼓琴，通于神明，玉羊白鹊，翔坠投。” 这些传闻和言说，不都与师旷的身份有关吗？如果说《国语・晋语》晋平公悦新声而师旷以风论乐、警以“公室其将卑乎”的言说还不足以证明的话，那么《左传・襄公十八年》[21]记载就是肯定与风角鸟情占有关了：

       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曳柴而从之。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丙寅，晦，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

这是一段著名的历史故事，晋军使用了迷惑敌人的战术，在山泽险恶处遍插旗帜，又用车马拖曳树枝以扬尘，造成兵多势众的虚象，结果齐候中计，帅师夜遁。这一历史记载还告诉我们，作为音乐家的师旷不仅随在军中，而且行鸟占之术，居然听出得处空营的鸟乌有快乐之意而知齐师撤退了。下面的记载也可以证明师旷的另一占术功能：

   楚师伐郑，次于鱼陵。……甚雨及之，楚师多冻，役徙几尽。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竟，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

 在此，师旷作为一位大占家，又运用了风角占的方法来说明楚必无功的道理。请读者注意，一是历史上师旷的言论多与军事有关，证明风角鸟情早在汉以前就被运用于战争之中；二是师旷前文已作鸟情占，而在这里却是典型的风角占，可知师旷是一位风角鸟情占的大师；三是这一段文字经常被人引来证明古代音乐思想中有神秘迷信往往难以说通的现象，但应该前后文连读，方能准确理解，换个角度或许可以说通。第一点不必细说；第二点很重要，因为不从风角占术的角度来理解师旷“骤歌北风，又歌南风”以证明“南风不竟，多死声”的判断，则此一记载的含义难以显豁，而只能认为是神秘的、迷信的、难以说通的；第三点对于我们准确读解这一段文字很有价值，首先，襄公十八年战争频繁，师旷作为乐师兼占师是随军陪侍在君王身边的，他能够望气候风占鸟，对于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可行占测；其次，按十三经《春秋左传正义》的注和疏，师旷所谓“歌”乃是吹律以诵八风，不是一般所谓“歌唱”；南风音微，故曰不竟，此与楚师所面临的天时地利有关；“多死声”，按疏《正义》引服虔云：“南风律气不至，故声多死。”即律不应声；而按古代音乐观念，律可以应声，声可以随卦，卦必对应方位，四方四隅之风，正是八风[22]，然后再用五行相胜、生克制化的逻辑而占吉凶，故可以听出晋楚之强弱，楚必无功而返。汉郑玄云：“十有二辰皆有风，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师伐郑，师旷曰：‘吾骤歌北风，有歌南风，南风不竟，所死声，楚必无功’。是时楚师多冻，其命乖别，审矣。”再次，师旷还是一位非常精通物候学的人物，而古代物候学正是占卜术的基础，“丙寅，晦”，是十月二十九日，阴历晦为每月最后一天，十月小，故只有二十九天。楚师在天不时、地不利的情况下，寒冷冻绥，士卒逃亡，而且按《疏》的解释，“甚雨及之”的意思是楚师南行，有大雨从北而南一直追逐着他们；董叔所谓“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却含有天文知识，是说岁星在豕韦，月建在亥，而这都在西北方向，故西北有天时之利，而东南则不吉，按象数易理，南风主“进退不果”，“秋占不利”[23]，《史记・律书》：“不周风居西北，主杀”；按《八风终始之图》[24]，不周风对应西北，时辰对应戌九月、亥十月，节气上对应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天象上对应娄、奎、壁、室四宿，音律上对应九月无射、十月应钟，都对楚师不利，所以说“南师不时”；师旷正是观察到这些天时地利的因素而行占术，以吹律招气、呼风唤雨，从而断定“楚必无功”。其占法思维是：西北与东南，在天干、地辰、方位、节气、音律、气候、星象、军情动静等方面，均是对冲，利西北而凶东南，按：乾，西北，；巽，东南，是后天文王八卦的逻辑。《梅花易数・乾卦》：“乾卦，一，金，西北，形胜之地”，而晋居西北，既有天时地利人和，也有不周杀风助威，而楚在东南，故“不害”之言可以定论。

上文所引所论，均是师旷行风角鸟情占术的确证，也是风角鸟情占术用于军事的显例，在下文中还有叔向也明确地懂得鸟占，他告诉晋侯说：“城上有乌，齐师其遁”，可以确凿地证明春秋时期运用风角鸟情占于军事的广泛存在，后世此类占法亦代有传人，如《晋书・艺术列传》记陈训、戴洋有占风预测政治、军事的例子；北宋邵雍《梅花易数》列有“风觉鸟占”的具体方法。在军事活动极为频繁的古代中国，不唯有兵法一类军事理论，也有兵阴阳一类军事占术，而尤可注意者，音乐活动和音乐家与此竟也有勾连，乐师的这些活动或者也是太古时代巫的功能之遗意，后世正史所谓“艺术传”，不正是大量列入了占卜术士吗，乐家亦入其中，其中深意不当遗忘。

古代军事成语“风声鹤唳”，岂非风角鸟情乎？

（本文已发表于《音乐艺术》2007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