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一书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发展

从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一书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发展      中国音乐学院研一学生     黄橙橙(导师：余峰)  一、引言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音乐史学中一门年轻的分支学科，它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逐步建立起来，正式确立于1958年，这个在“大跃进”的氛围中开始起步的年轻学科，只经历了短短半个世纪。纵观学科发展的历史，由于各种原因的共同作用，呈现出起步晚、底子薄、变化大、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但在众多海内外学界前辈、专家、学者、同行的共同努力下，从它起始至今，学科已较具规模，成绩斐然，并朝着逐步完善的方向迈进。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吕骥先生在延安“鲁艺”开设的“中国新音乐运动史”；40年代，《新音乐》杂志对此相关问题的讨论，与此类文章的发表；1948年《新音乐论文选集》、1949年《新音乐运动论文集》的出版以及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开设的“中国新音乐运动史”课程，可以看作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摸索及筹备阶段。1958年，随着学科的起步，教学大纲、教材的制定与编写，培养学科相关人才，研究队伍的建设等相关方面的需要迫在眉睫，于是，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别建立了小组开始进行有关近现代音乐史料的调查、收集、整理。同时，为了尽早在高等院校中开设这门课程，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相衔接，便将之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并命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从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正式确立并在高等音乐院校列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中央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分别建立了由汪毓和先生与孟波先生等人组成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研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编写组”。1959年,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直接领导，组成了由各高等音乐院校有关教师参加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编写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编订了一套分五编，内部油印本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及一套内容较丰富，且实用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与此同时，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也各自编写了试用性的教材初稿。1961年，在北京召开的“音乐教材评审会议”上，初步确定了以中央音乐学院汪毓和先生所编写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讲义作为“试用教材”，并于1964年由音乐出版社铅印出版。至此，国内大多数音乐院校陆续以此作为教材进行试用。80年代前后,学科处于全面建设阶段，为提高本学科的教学水平，推进学科的研究工作，学界曾多次举办了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学术研讨或经验交流会议，为配合此客观形势的需要，人民音乐出版社在1984年公开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教材――由汪毓和先生所编写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随着音乐史学界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专题研究不断扩大发展，陆续有新的史料及研究成果问世，包括汪毓和先生教学与研究的新积累，就像他本人所写的那样，为了“巩固‘旧识’”，充实‘新识’”，于1994年，2002年，2009年分别出版了修订版、第二次修订版、第三次修订版。    自1958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成立至今的50年中，作为通史类专著，出版的只有汪毓和先生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64、1984、1994、2002、2009年版）及徐士家先生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大专业院校还是普遍以汪毓和先生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课程的专业教材以教授本科生，并为研究生辅助之用，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而这本著作也成为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自1964年的内部发行版开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时间框架已基本划定，其学科的知识系谱已勾勒成型。汪毓和以音乐家等历史个案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书写的座标“点”，以历时线条将其串联，进而使之上升为纵横交错的学科知识网面，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这串“多米诺骨牌”推倒了首张。然而，这个系谱的准确性、可靠性何在？它历史选择的信息点是否具有合理性？在这个系统中，作为坐标点的人物是唯一“正选”吗？这一治史的方法论为何？该书于学界及学科教学领域为何有如此的权威性与独占性？笔者通过长期的阅读与思考，试图以表格的方式，从不同层面，对汪毓和五个版次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一书作粗浅的比较分析，以回答上述之追问。                     二、比较与分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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