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能力和品格――谈西方音乐史方向研究生培养

理 念、能 力 和 品 格　　

――谈西方音乐史方向研究生培养　　

                                                            王  晡　　

摘要：研究生教育的基本性质是研究性学习，培养的目标是能够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人才，在“西方音乐史方向研究生培养”中，专业方向的特殊性：人文主义、域外文化、开放性的特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当前中国的文化现实中，要抓住能力培养（工具性能力[外语应用能力、文本认识能力和文字写作能力]、知识性能力[整体把握能力、音响熟悉能力和文化参照能力]、思维性能力[探究剖析能力、历史意识能力和方法开拓能力]和品格培养（抵制功利的品德、独立自主的人格和开创造新的性格）这个核心，通过合理的布局、进程达到培养目的。这是西方音乐史专业方向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理念。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  研究生培养  理念  能力  品格　　

DOI：10. 3969/j. issn. 1008-7389. 2012. 02. 021　　

中图分类号：G643、J6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7389 （2012）02-0150-07　　

1978年，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开始招收音乐学硕士研究生（文革前上海音乐学院1964年招收过声乐和小提琴专业方向研究生），1981年、1983年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先后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到现在，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在我国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研究生”虽然早已经不是一个新词，然而就教学体系和实际情况考察，这么多年了，在研究生教育的性质、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和西方音乐史方向研究生的学科特质认识中，一些基本理念，仍然是我们有必要不断地重新确认和厘定的。即通过对“研究生”的身份界定，明确这个阶段学习的基本性质；过程界定，明确如何实现这个阶段学习要达到的基本目标；特质界定，明确西方音乐史专业的毕业生应该或者能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因为至今为止，这仍然是一个看起来并不模糊，实际上却并非已经很明确的问题。　　

虽然从教育历史来说，“中国是高等教育先驱国家之一”（外文出版社、光复书局：《大美百科全书》，第9卷，344页）。然而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研究生”这个舶来品，并不是自己的传统，而是近代西方教育体制被引进中国后才有的。当年，聪明的中国人巧妙地把Graduate Student/Post-Graduate，“毕业后的学生”译为“研究生”，恰好抓住了它的本质，体现了这个教育阶段的学习任务的基本性质。一般的词义中对“研究”的界定所指的是“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等。”（《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这也决定了“研究生”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识性学习的阶段，而是研究性学习的阶段。这个与之前所不同的教育过程中的阶段性区别，表示这些学生的学习应该从一般的基础性的知识获取和积累，进入到另外一个“研究”的层次，也就是对知识作分析、解读、破译和更深层的发散的学习阶段。这是一个性质区别。　　

研究生培养的最终目标，是造就能够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人才，而不是为了上一年课程拿到学分、用半年搜索和选择来确定能够通得过的论文课题、再花一年时间写作完成论文、最后用一小时答辩去获取学位。在这里，（以中国的习惯语言来说）是“攻读学位”还是培养能力显露出其间另外一个最主要的、根本的目标区别。　　

在“西方音乐史方向研究生培养”这个论题中，我们必须确定的前提之一，是由于西方音乐史专业方向的学科特殊性所带来的意义。认识了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质，我们就能获得在这个学科中培养研究生的一些重要的和其他专业方向不同的学科区别。　　

当前中国的文化现实有其不同于以往的特点，这个时代性的差别，用比较雅致的话来说就是经济杠杆的失位、学术发展的失衡和道德价值的失落，而且这种现实直接反映和影响到教育事业和学术事业中，影响到我们培养研究生的教育体制中来。理想不能脱离实际，一般的培养目标不能无视现实的境况，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告诉我们要抓住研究生培养中的能力、品格和特质这个核心，通过合理的布局、进程，实现真正的目的。　　

明确研究生学习的性质、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和西方音乐史方向研究生教育的特质是我们这个研究课题的核心，也是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理念。重要的是，这个理念，与其说要让教育管理者了解，不如说也要让导师认识和让学生掌握才更为重要。　　

能  力  培  养　　

既然我们的研究生培养目标并不是学够学分、拿得出一篇有相应质量的学位论文便可，而是要具有扎实的学科知识和独立研究能力的人，首先就要专注于能力的培养。人的能力可以分为工具性能力、知识性能力和思维性能力。在学分课程学习阶段，就应该使知识性课程向研究性课程转变，用课程论文、研讨形式和读书笔记的方式作辅助；同时加大研究性课程的比例，把整个研究生教育过程设计成培养能力的必要途径，使学习本身带有学科特点。　　

一、工具性能力　　

1、外语应用能力　　

 “自从上帝发现人类建造巴别塔企图上天[1]，因而让人群失去统一的语言以来，沟通方式就成了开天辟地人间第一难题，为了相互交流、达到认识，人类不得不以极大的努力，学习研究各种“外语”、创造人工语言――世界语、让一些人专门做翻译建立翻译专业，还靠高科技发明自动翻译工具，等等，设法克服这个难题。”[2]研究生的外语学习，已经强调了多年，虽然在哲学和社会学层次，语言问题牵涉到文化平等理念，但是，近代学术历史的发展所形成的这个客观现实，我们还是不得不面对。现在的问题是要作外语教学目标和方法的改革，也就是应该把已经具备一定基础的研究生外语学习纳入文字理解、专业领域和实践阶段。正如前面所言，“Graduate Student/Post-Graduate”，最早的译者正是给我们作出了一个楷模式的范例。除非你终将改行，这个学科任务是在西方音乐史圈中人毕生都要面对的。　　

2、文本认识能力　　

文本认识的含义首先涵盖在传统的音乐分析学中，也就是乐谱文本本体认识：从曲式分析（横向结构）、作品分析（增加了纵向结构）到音乐分析（乐谱文本本体的所有技术分析）；另一方面则是音响文本认识，特别是对20世纪现代音乐尤为重要，因为20世纪的多元化、反传统、反审美致使过去局限于乐谱文本本体分析的方法有可能因为记谱方式的重大改变而部分或完全失效，独立的或者唯存的音响成为音乐的全部存在方式，这就是其中例证之一[3]。如果研究生的培养结果没能掌握这些起码的文本分析能力，就谈不上成为独立研究者，也就没能完成研究生学习的主干性任务。实际上在西方音乐史的学习过程中，到处都会碰到知识的陷坑、理解的谬误和分析的难题（尤其是在巴罗克之前的历史阶段）。在有的西方国家的音乐史课程中，有长达两年的“记谱法”课程，与我们在音乐史的全部学习时间中，与记谱法相关的授课时间加起来也到不了大约1小时，这也许会给我们一个异常诧异的启示。加强音乐文本本体认识能力是普遍适用的，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得到过像作曲专业一样的技术理论训练的学生而言。[4]因为只有在作得到音乐文本本体认识的基础和基点上，才有可能去做音乐学分析――全面的文本意义认识，实现音乐学专业的这个“本体”。　　

3、文字写作能力　　

从教育的规律和原则来说，学术研究的过程和成果都可以体现为音乐文章和论文的写作。研究生的论文（dissertation）意味着“对知识有独立和原则贡献的较为广博的文章”（外文出版社、光复书局：《大美百科全书》，第9卷，371页。）。要达到这一标准，通过学习阶段不断地撰写论文，锻炼写作能力，是研究生教育中一个核心性的学习目标。如果在大学阶段没有一个“音乐文章写作”型的4-5年的实践，那就不得不靠硕士研究生前两年作极为困难的加码锻炼。在学位论文写作前，如果没有10篇左右能够有一定质量的音乐文章写作实践，要想把学位论文写好，几乎是想创造“揠苗助长”的幻景，否则就只能变成等于导师代劳做文章了。在这个方面，创造一个交流的平台、展示的窗口和讨论的沙龙，也是相当重要的。针对目前学术文章发表中的诸多问题，专门为研究生设立的这种学术论文平台对促进、鼓励、培养研究生的论文写作能力会是非常有效果的。　　

其它如电脑应用能力、文献检索能力等也都是需要重视的。　　

工具性能力看起来似乎是个低层次的问题，然而往往这些基本能力的欠缺会断送一个天才、一个极有可能出道的聪明人，所以不可掉以轻心。　　

二、知识性能力　　

1、整体把握能力　　

对西方音乐史具有一定深度的整体认识，既是职业准备的基础，又是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一般学校的西方音乐史学习课时局促（师范院校一学期到一年，音乐学院共同课一年）、教材单一是难以解决的困难。常见一些博士虽然作过有一定深度的专题研究，甚至出版了专著，然而这只是在一个点上的成果，在音乐史的许多相关知识上仍然可能相当薄弱，许多盲点仍然存在，在作通史性的授课、著作时就会漏洞百出，甚至缺乏一般常识[5]。通过通史性的“综述”，既可以补足知识性的欠缺，基本搞懂所有的基础性历史知识，同时在做综述的过程中大量接触已有的通史著作和重要的文论，不但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西方音乐史的全程，能够了解前沿学术信息，还可以借此可以进入西方音乐史人物和理念的学术圈。　　

2、音响熟悉能力　　

西方音乐史是以音乐作品为主体的历史，从谱例式地接触一定量的作品，到熟悉大量经典作品，掌握基本的风格判断，是真正掌握西方音乐史的基本功。而西方音乐史的作品靠课程去熟悉是不可能的，只看到书上对一个作品的介绍，不管写得如何准确、分析如何详细（甚至带有谱例），如果没有起码的聆听，就等于不认识这个作品；对于一个作曲家，没有听过他的大部分作品，也等于不认识这个人；例如莫扎特，听没听过EMI公司出版的那套50张CD，你对他的认识会是根本不同的；而对于整个音乐史，没有听过大部分经典作品（如大约200位作曲家的约1000首作品）也就等于不了解西方音乐史。而如果能够把这些经典作品都认真听过了，你对整个西方音乐史就会有一个根本不同的把握。对于音乐来说，无论是一个人或者是整个音乐史都需要通过对经典作品的基本的熟悉，才有可能得到基本的认识。对于西方音乐史的学习和研究者来说，成为一个“爱乐者”是必备身份。　　

3、文化参照能力　　

就西方音乐史专业而言，除了如图象、乐器、文学或影视传记等外，主要是指对中国音乐史的把握；在艺术领域中是指对其他艺术门类的一般性了解和对某个（或某些）门类（如或美术或舞蹈或摄影或建筑等）的有深度的了解；而在人文学科中是对其他形式，如文学、诗歌、戏剧、民俗、影视、传媒等等的知识；此间还需要强调的是对一般历史（包括广泛涉猎不同的历史著作、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的掌握。为了有可能作文化参照，对这些要求应当从“提倡”提高到“必须”，因为学科间的融会贯通是文化参照的基础。音乐学大师之所以能够产出，博学是必要条件之一，这是已经被大约一个世纪的中国教育历史从正反两面所证明了的；只有博学，同时又能融汇和参照不同的文化，才能在音乐学学科中产生出大师，而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学习，起码应该提出和使师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　　

现代教育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知识爆炸的20-21世纪，教师应该选择哪些知识是值得必须或需要优先传授给学生的，这是不同教育思想之间的根本区别。如何争取早日压缩或取消那些占据了大量时间、本应该专门供给将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或培养将来的官员才需要的知识性课程，是我们早晚必须做的事。如果能够把这些列为选修课目，和上述大部分所列的学问同等对待，也许“政治学”会真正成为一些人作音乐学或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要跨界领域。　　

三、思维性能力　　

1、探究剖析能力　　

对音乐史中的作品的认识，除了文本本体以外，还一定要深入到意义层、文化层。如果停留在文本本体认识的话，就不叫音乐史专业研究，而是只达到作曲技术理论研究的层次（当然这不是说作曲技术理论层次就浅，而是目标和重点不同）。西方音乐史以作品为中心，而围绕作品的人物、事件、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思想、科技甚至军事等，可能无一不与作品相关，当我们能够把作品的文本和音响形态放到历史发展的背景中去剖析，一针见血地阐明音乐作品的风格定位、美学特征、创作意念、象征意义、社会影响、历史价值等等，从音符的字里行间找到这潜藏的一切，才能说完成了我们的音乐学研究使命。而这种可以被称为“音乐学分析”的能力正是在音乐领域中得以展现人类思维特点的一种能力。　　

2、历史意识能力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历史中产生、又必将从历史中归灭一样，对任何音乐的物事如实地作历史的阐发，是时时刻刻需要牢记的。西方音乐史上中世纪广为流传的《武装的人》曾经被用在“不计其数的弥撒曲”中，包括迪费、奥克冈和帕莱斯特里纳，都有至少一部这样的作品。（格劳特、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第176页。）而到了1999年，那个似乎已被历史遗忘的旋律在500多年后又重新出现在一部当代作曲家的弥撒曲《武装的人――和平弥撒》（K. Jenkins，1944- ：The Armed Man - A Mass for Peace）中时，它所被灌注其中的为了和平“人人必须用铠甲武装自己”的愤怒和呼吼，显然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力量。音乐，它与历史相关的性质：历时性、共时性、继时性、失时性等，使音乐这种时间艺术，不辱使命地贯穿在历史中，由时间给与了它活的灵魂。由此，由于此，那些西方音乐的伟大人物和经典作品（如贝多芬和他的交响曲），才永远活在历史中；从从前到现在，从现在到永恒，有历史意识，才能够使我们如实地认识和反映历史。　　

3、方法开拓能力　　

具有方法和方法论意识是人的思维方式达到理性层次的标志。原生资料的贫乏、文化隔膜的障碍、语言工具的疲弱、意识形态的束缚、宗教氛围的缺失，这种种实际，的确是中国人投身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学科性事实困惑；然而文化环境相异所带来的天灾和磨难，也许可以成为我们值得自豪的学科特点，因为它不但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实际劣势转变为认识特质，文化的欠缺就有可能转变为文化的力量，只要我们每个人都确信和时时意识到自己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双重身份，这个立场优势就有可能成为我们能够作出特有的、也许是西方人所做不到的贡献的特殊通道。而这些，只需要一个杠杆，一个能够得以扭转地球的杠杆――方法。为了获得真理，不惜上天盗火、不怕洒血抛命，这一般已经不是我们需要作的了，可是除此无法得到真理的这种精神，却仍然有存在的必要。“在实践中开创方法，在交流中开拓方法，以求在音乐这门最浪漫的艺术学科中绽开出灿烂的科学之花”，（王晡：《方法：在实践中开创，在交流中开拓》，第39页）仍然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将来也一直要做下去的，否则，作为一个非西方人，就没有必要参与到西方音乐史研究这个学科中来。　　

品  性  培  养　　

品格培养可以说是软性培养，实质上是灵魂养成。一个人的精神决定他的最终价值。有的人极富才华，但是经不起风浪，在逆境中因为某次“放弃”而夭折；有的人成果珍贵，但是附庸媚权，被人所不齿；有的人思想闪光，却目空一切、断人后路，置大局于不顾；有的人著述立说，同时压制后进、横霸天下，成为学科发展的绊脚石。现实社会，“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个人在社会上想要立于不败之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识辨是非对错、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灵魂的人，是从儿幼起步要做一生的功课。研究生的培养，如果不注重品格，将使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前功尽弃，这点有无数事例和许多人的惨痛教训可以证实。　　

一、抵制功利的品德　　

中国习惯于把读研叫做“攻读学位”，这本身恰好暴露出中国当前那种虚夸浮躁和功利心态。为了拿到学位，许多人早把温良恭俭让和温文尔雅的学者气度抛到了九霄云外；为了拿到学位，甚至可以出卖肉体和灵魂，大量惊心动魄的事例给我们一再敲击警钟。而这些严重的问题和教育领域、学术界的腐败是息息相关的。眼见得在一代代学生中抄袭剽窃正愈演愈烈。如果我们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在全民族中引发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面积的学术腐败感染及其无穷后患将使我们无颜在全世界学术界立足。　　

研究生学位论文应该是具有特色的、有创新价值的科研成果，其研写过程既体现为科研成果的产出过程，也是独立进行科研实践的经验积累过程，也可以说是科研人才培养的过程。学术研究成果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是人类精神灵光闪耀的凝聚和结晶，也是我们所想要培养出来的人所应追求的。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一个不可亵渎的地方。我们要让学生知道这点。　　

学品、学风、学理的培养应该成为整体培养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不仅是一项常规性的任务，尤其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举措。读到书载“太炎先生将佛国印度跟当时的中国加以比较，指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即诈伪无耻，缩脑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残。”[6] “冷眼向洋看世界”（毛泽东：《七律・登庐山》，1959），当今的社会仍然到处充满着这些丑恶。而正因为有经济的崛起、世界地位的改变和各种传播媒体时时刻刻制造给我们的精神环境，这个时代的主要倾向往往成功地被掩盖而不被人察觉注意。但是天天日日，历史终究会回过头来给这个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时代下一个结论――一个充满虚假的时代、一个浑浑噩噩的时代、一个以攫取利益为人之本的时代，一个失去灵魂的时代。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特殊时期，“浮躁作风、贪腐社会、铜臭时代、功利世界、污秽地球”，天天都刺激着我们；这时，只有在这个沧海横流的时刻，能够静下心来做学习、做学问、做学术，不为功利目的，是一种出世的幸福，会有唯余自己才能体验到的浸满心灵的狂喜。因为，我们都知道，真心为事业作这些，既不可能据以得到功名，也不可能由此获取利禄。面对今日的世界，目不斜视、凝神定气地专注于世外，这是一种对现实沉默的回答，一种借以可能表现我们对事业赤诚的心、对人生钟爱的情的一种精神境界，一种携有层次感，负著如同“一览众山小”般的责任感，和超乎所验的理想主义的新世界。在文凭和学位证书仍然是进入各行各业的重要通行证的时代，我们如果能让那些吹吹打打、趾高气扬的过街老鼠，在我们这个学科中仍然面临人人喊打的灭顶之灾，那就算是彰显了学科特有的本色了。用学术的严谨阻挡不良风气的进攻，用学风的高尚抵御腐败功利的侵袭，用学品的正直排除非学术的干扰，这就是我们培养的人才应有的品格。

2、独立自主的人格　　

 “大学启发、解析并传播知识的自由是一种重要的监护人角色，须保护并抵挡外来的不当压力。”（外文出版社、光复书局：《大美百科全书》，第7卷，86页）在蔡元培时代，北京大学由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培养出了中国几代大师，那里不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而且影响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曾几何时，现在人们议论的却是：北大新的大师哪里去了！其中一个原因不能不说是原先北大的基本学理有所削弱所致。　　

从屈原、司马迁到海瑞，从闻一多、马寅初到彭德怀，知识分子的刚正不阿，曾经是中国优秀的历史传统，而这种品质的培养，也正是我们当下教育目标中的一大缺失。长久以来，我们学校的“好学生”评语中早已不见了“正直”、“人格”、“骨气”和“个性”，有关知识分子“毛将焉附”的警告，使后生们个个乖乖就范，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却因此而被大大地沉渣泛起。许多知识分子中人的“良心”已经荡然无存，出于“拜权主义”的道德沦丧已达比比皆是的规模，我们已经见多了把学术讨论和关系评判混为一体，听木了假话空话套话的振振有词，看惯了赤裸裸的唯上媚权、落井下石和专捅后背的两面三刀。现实确实是无法改变的，只能靠真正的知识分子以其个体行为去洁身自好了，如果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人文主义熏陶下的学科之人，保持住自己的个性，和那一亩三分地上的纯洁，建筑防波堤、增强免疫力，也许会符合上天的旨意，在可能的有限范围里逐渐成了气候，把惶惶然永无宁日还给那些作了亏心事还厚颜无耻的人，就是我们民族的三生有幸了。“当大学之门为个人启开新的机会时，它同时造福了个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外文出版社、光复书局：《大美百科全书》，第7卷，77页）也许我们的能量并不足以力挽狂澜，但是起码我们会是一种健康的力量，起码我们的努力会让我们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得到安慰。　　

人格的培养特别需要导师的榜样。来自于机制性的导向――无数的职称、职务、课题、奖项评定和合格评估等，对学术尊严的冲击力度，对学术品格的瓦解威胁，对学术活动的破坏作用，不但考验着年轻人，也考验着年轻人的导师。有些着着正人君子外衣的、“性价比”极差的“烂”“导师”，不但在人背后、人心中只能获取“败絮渣滓垃圾”的骂名，而且后患无穷。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抽掉其中血统论因素，仍然还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已经是成年人的研究生应该引起警惕，分清正面教员和反面教员的区别，走正路而不盲从。　　

3、开创造新的性格　　

虽然人类的学术传承可以有多种方式，图书馆、研究所、媒体、出版业等等，但是大学仍然是学术传承和更新的最直接的天然场所。但知识传承能够自然做到，而创新却并不是一定能能够做到的，无论创新意识、创新方法，都需要灌输。我们并不指望中国能够保持由传承自然延续和形成优秀的文化流派的可能性，因为中国古代传统中保守、反科学和落后的一面的剔除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现实中保守的势力时时会发作，给新一代的成长设置障碍。学界某些人的“学霸”作风正在晕染蔓延。一些人顶着教授、博士的门牌，自以为什么都懂，目空一切，可以倚老卖老，到处招摇，沽名钓誉，欺骗那几个不涉学科专业的“领导”，依仗行政力量，排除异己、压制别见，把学术当作权术玩弄，草菅青年、荼毒后进，后果极为恶劣，成为学术创新的重要挡路石。　　

面对这些，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也许可以从西方音乐史发展的某些线索找到一些答案，用创造的性格与之对抗。与致使中国古代音乐“由盛而衰，终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严重阻碍音乐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使它日益脱离人民，变为异己的力量”[7]相反，西方音乐从来以不断创造、张扬个性这个主流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就拿钢琴艺术的发展来看吧，1709年，克里斯托弗里（B. Cristofori，1655-1731）制作出第一架音域仅为4组多一点的pianoforte时，绝对是不会想到它在二三百年中会有那么大的变化，会认不出那88键9英尺的庞然大物竟会是他的嫡孙：在巴赫以严密构思、令人叹绝的赋格开山之后，出现了莫扎特优雅流畅、珠玉般歌唱性的奏鸣乐章，贝多芬则把他的忧思、冲动、悲壮和热烈的胸怀用钢琴表现出来；在钢琴音乐中，在穆索尔斯基的“绘画”、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和辉煌、肖邦漫夜的诗意沉思和李斯特的交响性炫技之后，还有拉赫玛尼诺夫的悠长歌吟和灿烂激情；后来，德彪西、拉威尔和斯克里亚宾用琴键和踏板制造了出神入化的水光火彩，巴托克和普罗柯菲耶夫让钢琴回复到真正的敲击性质，萨蒂却用钢琴漫不经心地为你奏出生活的平淡背景；而在钢琴键盘上的所有可能作为似乎已经在上个世纪末被一网打尽的时候，20世纪音乐家又别开生面地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动作：在勋伯格和梅西安用缜密的新方法织出极不谐和的音网时，艾夫斯（C. Ives，1874-1954）拿尺子压下琴键创造了音块，考埃尔（H. Cowell，1897-1965）直接用手指去抚摸和拨动钢琴弦，凯奇用插镙钉和勺子让钢琴真的变成了打击乐发声器，而克拉姆（G. Crumb，1929- ）则用扩音钢琴来描绘大宇宙，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将来还会怎么样，谁也无法预计，我们只能有把握地肯定：钢琴艺术的发展绝不会终止。简单的回顾可以明确地告诉我们，西方音乐的发展史就是在那些“雅典种”[8]的西方人无休止地追求创造中一步步走来的，人的能力的挥发尽致、个性不可阻遏地迸发，这个人文主义的核心能源是唯一的动力。和传承3000多年无论形制还是音乐都基本不变、和时代的发展基本无关的中国古琴比较，开放的300年的变，封闭的3000年的不变，其间的巨大差异，会给我们哲学层面和文化意义上的很多启示。　　

“人类的前途取决于创新思想的力量，取决于个人重新发现旧有的真理，取决于创造新的真理”。（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163页。）在学术创新中我们往往如履如临，但是新陈代谢的规律和创造的欲望则可以推动我们不断地探索人类在音乐中的一切未知。这里，人的思维方法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的前辈曾经没完没了地讨论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雅俗问题，研究提高和普及的关系，批评流行歌曲压倒高雅音乐的现象，而美国音乐却用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伯恩斯坦的《西城故事》和拉索（W. Russo，1928-2003）《三首布鲁斯和交响乐队的作品》（Three Pieces for Blues Band and Symhpony Orchestra，1969），以及舒勒（G. Schuller，1925-  ）的“第三潮流”理论义无反顾地为解决这个难题作出了重大成果。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这个学科的研究中，符合其本源的标新立异的强烈欲望、追求创新和支持创新，作为学科印记，应该也成为我们的性格。　　

在品格培养上，我们强调与之相关的学科特质：人文主义、域外文化（文化圈、基督教、非汉语）和开放性（必须面对与你本身文化不同的领域，无论你最后的结果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最后的结论是否定还是肯定，首先要打破“封锁、封闭”去了解那些原本我们不熟悉和不懂的文化）。西方音乐史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一种艺术的形式及其创造的智慧，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思想才是更值得我们去把握的。通过对品格培养的特别关注，让每位在这个圈子中的学生，都时时警觉和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坐标，既不以沾沾自喜梦魂颠倒，也不因畏难苟安耗费生命，“知天命”，专注其事，在一个历史学科中，观照历史，也观照自己在历史中的存在意义。　　

我们肯定不能把每个研究生都培养成音乐学家，甚至也许我们也不能把某个看来能成器的人推得上他应该能去表演的舞台，世事无常、鬼使神差，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可是如果我们能赋予一个学生应有的品格，凭他健康的人格和体魄，他就会有理想、有信仰、有价值地度过一生。即使在极端商品化、充斥逐利性的现实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把人生目的都确定为“享乐”，起码还有一些人认为对人类和社会的将来负有责任，对自己的生命负有责任，哪怕没有豪宅靓车和“众星捧月”也无所谓，只想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到、该说的话说出，才能安心地离开。现实对一个有理想的人是最好的锤炼和洗礼。知识分子的世界性文化传统――人文主义传统，“前有古人”也必“后有来者”。研究生学习的价值，不是为了走上物质和权利的上层，而是为了实现在音乐这门艺术科学学科中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创造。　　

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泡沫总有破灭的时候，学科的特质可以让我们庆幸，因为人文主义的曙光照耀着的理性和成熟已经在我们这一学科中间显现，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培养“理念、能力和品格”在文化传承中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晡：《知识、技能和方法――音乐学教学观念谈》，《音乐探索》，成都，1995年第3期。　　

2、王晡：《扩展规模、造就规范、探究规律――音乐学研究生教学谈》，《交响》，西安，1996年第2期。　　

3、王晡：《改革音乐学整体教学体系》，《人民音乐》，北京，1998年第11期。　　

4、王晡：《方法：在实践中开创，在交流中开拓》，《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北京，1998年第3、4期。　　

5、王晡：《从音乐分析到音乐学分析》，《上海音乐学院学术文萃，1927-2007・外国音乐研究卷》，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11月。　　

6、外文出版社、光复书局：《大美百科全书》，外文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1、7、9等卷。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1996年5月。　　

8、[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10月。　　

（本文据提交给2008年9月“西方音乐学会・西方音乐史研究生培养工作研讨会”并作发言的论文修改， 2012/03/24），发表于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target="_blank">《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2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