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现代性转型（详尽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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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现代性”转型

――――“现代性”在二十世纪前期中西音乐文化中的体现及其反思

（详尽摘要）

上海音乐学院  杨燕迪

一、           问题设置：“现代性”概念与音乐文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性”（modernity）问题日益成为知识、文化界在学术上的一个新的关注焦点。所谓“现代性”问题，即对“现代现象”的本质诘问。“现代”一词，在此不仅是时间年代上的阶段描述概念，而且更是一种与“古代”形成对比的性质划分术语。“现代性”转型不仅意味着社会外在形态的变革，而且更是文化、艺术中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意识的转变，是人的心灵、思想和精神的内在结构的转变。正所谓现代性的转型“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

从这一立足点出发，我们对二十世纪中西音乐的考察也许会获得完全不同的视角。因为音乐文化属于人的精神体验表现和心态结构范畴，所以，现代性的转型不仅必然反映到音乐中来，而且也驱使音乐与其他人文艺术活动驶入同一条轨道。

二、           西方音乐中的“现代性”转型

从时间的顺序来看，西方现代音乐在二十世纪前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发展，总体说来可以分为两个明显有别的阶段。“世纪末”转折至一次大战，可以被称为西方音乐“现代性”转型的萌发期。两次大战期间，西方音乐的“现代性”转型基本完成。进而，我们可以从二十世纪西方音乐的总体进展中抽象出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音乐现代性范畴。其一，专业艺术音乐的创作从所谓“共性写作”完全转向“个性写作”。其二，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在二十世纪的不断成熟，音乐的品种开始明确分化为彼此有别但又相互依存的三大种类：艺术音乐、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其三，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开始对音乐产生影响，其作用在二十世纪前半已经显露，但在二十世纪后半达至高潮。

三、“现代性”转型视角下的中国音乐：二十世纪初的历史轨迹

与西方音乐相比，中国音乐在二十世纪的发展轨迹，由于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现代性”的转型上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

在中国的本土音乐文化中，整个二十世纪之前的漫长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单位，是中国音乐的“前现代”时段。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世纪之交开始，中国音乐出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巨变，几乎是骤然被抛入“现代性”转型的阵痛之中。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转型由此启动，并一发不可收。

一般公认，二十世纪初所谓的“学堂乐歌”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二十世纪音乐的发展具有启蒙意义。笔者以为，学堂乐歌是中国音乐走向“现代性”的第一个预示性标志。学堂乐歌在中国音乐的历史上第一次使音乐成为唤醒民众、启发民智并借此形成民族精神认同的有力工具。通过学堂乐歌，中国的音乐开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在精神载体上的具体显现，并由此形成了音乐上的一个重要后继效应――中国民众的音乐听觉接受意识由此被西方元素所浸染，这在客观上为大范围地接受西方音乐打下了潜在基础。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皇权政治体制，整体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在政治层面上正式启动。中国的音乐文化回应着时代的大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带动下，中国音乐的现代性社会空间逐步产生并进一步展开，通过教育体制的革新和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搭建，音乐在中国作为公共文化产品和城市文化品种的地位开始萌发生根。

正是在上述大潮中，1927年11月，（上海）国立音乐院建立。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事实称为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的奠基性事件和标志性路碑。它顺应了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这种转型的必然结晶。音乐作为一种具有明确自我身份的艺术品种和社会分工职业，在中国终于立稳脚跟，而且得到了官方政府的支持和知识／教育界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所学府成为了中国现代音乐史发展的推动“母机”，不仅培养了最早几代中国现代音乐各方面的栋梁之材，而且对之后建立的其他中国音乐高等教育院校和系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由此，在社会建制、民众意识和学院建构等各方力量的合作推动下，自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末，中国逐步形成了以“作曲家”个人为创作主体的音乐创作理念，并获得了相当的创作成果。具有明显现代性意味的音乐创作观念建构开始萌生：写作一个前所未有的作品谱面文本的“作曲”概念，独立于创作者并具有后续生命的“作品”概念，在写作中将个人特征置入其中、并依靠作曲获取社会职业的“作曲家”概念，以及一个连续不断并超越个人的“创作传统”概念。

四、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的后果及其反思

本节就上述历史现象中体现出来的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的后果作进一步的理论反思和更加偏重“长时段”性质的总结。其一，在二十世纪前期，通过中国社会整体上的现代性转型，音乐作为一种独立艺术门类的地位和品格在中国得到了初步确立。应该说，这是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最重要的成果。其二，从二十世纪初至今，西方音乐通过现代性转型的带动大面积传入中国，并对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和性格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当下的视角来看，这种影响显然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意义。其三，音乐中的民族性意识作为“现代性”意识的一个方面，自二十世纪初以后，成为推动中国音乐发展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推动力，其生命力至今未衰。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在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中，音乐中的现代性转型确实已在二十世纪前期发生，而其后继影响是极其深远和极为深刻的。本文的重点是参照西方音乐的现代性进程，观察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转型的特点和意义，从中所凸现的一个明确结论是，现代性转型是一个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参与其中的行动者仍然具有自由意志改变这一进程的后果和性质。正如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转型所显示的那样，由于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均有不同，这种现代性转型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全盘的“西方化”，而是在全新的条件下和语境中寻找一种并不丧失原有自我身份的新的方向定位。

（全文即将发表于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