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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于：艺术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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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
授课内容：
第四节
重点、难点：“新潮音乐”
教学过程：
第三节 器乐创作（下）
重奏音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重奏音乐的发展比较缓慢，但也有一些优秀作品问世。重要作品：
三重奏《春天来了》（高胡、高音筝、低音筝三重奏，雷雨生编曲）
《锦罗春》（二胡、箫、琵琶、筝四重奏，陆仲任编曲）
《在台湾高山地带》（钢琴三重奏，江文也曲）
《弦乐四重奏》（吴祖强曲）
《烈士日记》（何占豪曲）
民乐合奏
在民族器乐合奏方面，由于民族乐队的编制的确立，因此在对传统乐曲的整理、改编和新乐曲的创作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主要作品：
《春江花月夜》（秦鹏章、罗忠熔改编）
《月儿高》（共有两首：①上海民族乐团整理改编；②彭修文改编）
《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秦鹏章根据聂耳的同名作品改编）
《彩云追月》（彭修文根据任光的同名作品改编）等。
在新乐曲的创作方面：
《喜洋洋》（刘明源曲）
《京调》（顾贯仁曲）
《翻身的日子》（彭修文根据朱践耳为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所写的音乐改编）、《瑶族舞曲》（彭修文根据刘铁山、茅沅所写的同名作品改编）
《旭日东升》（赵行如曲）
《东海渔歌》（马圣龙、顾冠仁曲）
《社庆》（葛礼道、尹开先曲）等。
70年代出现了《大寨红花遍地开》（许镜清曲）、《丰收锣鼓》（彭修文、蔡惠泉曲）、《渔舟凯歌》（浙江歌舞团创作）以及根据现代京剧《杜鹃山》音乐改编的《乱云飞》（彭修文改编）等。
《丰收锣鼓》是这一时期一首比较优秀的作品。作品采用了“十番锣鼓”、“潮州锣鼓”等打击乐器的表现功能，借鉴了我国民间吹打音乐的鼓点和旋法加以变化发展，同时也借鉴和运用了京剧锣鼓中的“急急风”、“马腿”等，具有很强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点。
交响音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的重视和整个社会条件的改变，为我国管弦乐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五、六十年代前后，我国的管弦乐创作虽然才刚刚起步，但在题材和体裁等方面呈现出形式和内容十分广泛的特点。
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
《山林之歌》（组曲，马思聪曲）
《春节》（组曲，李焕之曲）
《欢庆胜利》（唢呐协奏曲，刘守义、杨继武曲）
《汨罗沉流》（交响音诗，江文也曲）
《瑶族舞曲》（刘铁山、茅沅曲）
《貔貅舞曲》（王义平曲）
《康藏组曲》（陆华柏曲）
《欢乐的草原》（秦咏诚曲）
《黄鹤的故事》（交响诗，施永康曲）
《嘎达梅林》（交响诗，辛沪光曲）
《青年钢琴协奏曲》（刘诗昆、孙亦林等曲）
《第一交响乐》（罗忠熔曲）
《第二交响乐》（马思聪曲）
《长征交响乐》（丁善德曲）
《抗日战争交响乐》（王云阶曲）
《人民英雄纪念碑》（交响诗，瞿维曲）
《烟波江上》（江定仙曲）
《节日序曲》（ 朱践耳曲 ）
《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何占豪、陈钢曲）
《海燕》（声乐协奏曲，秦咏诚作曲）
《四川组曲》（罗忠熔曲）
《红旗颂》（吕其明曲）
《节日序曲》（施万春、魏作凡、徐志远曲）
《长江画页》（钟信明曲）
《云南音诗》（王西麟曲）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向人们展示了中国交响音乐由起步到发展的过程。
在五、六十年代的管弦乐作品中，还有一批大型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其中罗忠熔在庆祝建国十周年时根据毛泽东的《浣溪纱・和柳亚子先生》词意而写成的《第一交响乐・浣溪纱》，以其宏伟的气势、真挚的情感、深遂的意韵和史诗性，高度概括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前扑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热情地歌颂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全曲共分四个乐章。作者试图通过前两个乐章来表现词的上阕，后两个乐章表现词的下阕。第一乐章用奏鸣曲式写成，主部主题坚强有力，表现了人民的力量和大无畏的精神；第二乐章表现了人民在黑暗统治下的生活。其中有苦难，有血泪，也有奋斗，有希望；主要主题再现是一段悲壮的葬礼进行曲。第三乐章以一个赋格段开始，主题由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发展而成，表现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武装斗争；第四乐章则表现了“万方同声”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全曲以庄严宏伟的颂歌结束。音乐的展开“犹如三峡的激浪，迂回曲折，层层叠波，跌宕起伏，一泻千里，直奔东海”，有着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这一时期的《长征交响乐》、《抗日交响乐》和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也采用了同样手法，歌颂了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四川组曲》、《长江画页》和《云南音诗》等作品，虽然没有描写“重大题材”，但在运用交响手段，描绘祖国秀丽的风光、风土人情和人民的精神风貌等方面，特别是《云南音诗》在借鉴、吸收西方晚期浪漫派和某些现代手法方面所取得的经验，《长江画页》在复功能、多调性和运用复杂的节奏以及在各种特殊音色的组合等方面，也为后来的交响音乐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总之，五、六十年代的管弦乐曲创作，在运用各种交响手法反映我国历史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在注意音乐的标题性方面，在注意音乐的民族风格方面和学习西方（包括前苏联）的先进作曲技法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探索和尝试，还有一部分青年作曲家已把触角伸向了现代音乐创作技法，对交响音乐的“中国化”作出了可喜的成绩，在世界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七十年代的优秀作品有：
钢琴协奏曲《黄河》（刘庄、储望华、盛礼洪、殷承宗、石叔诚、许斐星等根据冼星海的同名大合唱改编）
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吴祖强、王燕樵、刘德海曲）
交响组曲《白毛女》（瞿维根据舞剧《白毛女》音乐改编）
钢琴协奏曲《南海儿女》（储望华、朱工一曲）等。
钢琴协奏曲《黄河》虽然在首演之后也很快获得了“样板”的地位，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为这部协奏曲提供了音乐美感的源泉，无论是钢琴独奏还是乐队写法交响化方面，这部作品都达到了专业化水平。全曲由“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愤”和“保卫黄河”四个乐章组成，从新的角度高度概括和阐发了冼星海原作中所反映出来的精神气概。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作品中使用了“贴标签”的手法，从某种意义上削弱了这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尽管如此，在交响音乐处于沉寂的情况下，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出现不仅为沉闷的乐坛带来了生气，也使饱受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人们耳目一新。
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是这一时期大型器乐创作中的一个典范。协奏曲是一种外来的大型器乐体裁，用琵琶这一中国的民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进行合作，《草原小姐妹》可以说是一次很成功的探索。在琵琶的演奏技巧方面，乐曲充分发挥了划、扫、拂、撇等和声效果和四、五度双弦弹奏以及用双弦滑音等技法来描写激烈的暴风雪等，产生的艺术效果十分动人。不仅如此，在琵琶与管弦乐队的风格统一，在曲调的写作，和声、织体以及配器的处理等方面都恰到好处，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草原小姐妹热爱集体、不畏暴风雪的高尚品格和勇敢精神，同时也为后来的民族器乐与交响乐队合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文革”结束后，我国的器乐创作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众多各种形式、体裁、体材的作品大量出现，并在创作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和进步。在这十几年间，还出现了研制和创作失传的古乐潮流，过去作曲家们不曾问津的其它乐器的音乐创作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在探索和开创具有中国特色器乐创作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的成绩是前所未有的。
进入80年代后，我国的器乐曲创作面临着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改革、开放带来了中西音乐文化的撞击，使中国几代音乐家所确立的用西方18――19世纪的音乐理论与作曲技法同中国的传统音乐相结合，来创造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思路受到了一次历史检验。在如何突破西方传统和声固有的模式、在对民族音调、民族调式等民族特征的追求方面，在对传统音乐独特规律、表现方式、审美心理以及内在神韵的结构等前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方面，进行了深层次地探求，比过去又有了很大进展和突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新局面。一部分作曲家采用现代西方创作技法创作“新潮”音乐；一部分作曲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部分技法和观念，来丰富和发展原有的“中西合壁”思路；还有一部分作曲家介乎于前两者之间，在技法和思路上都比较自由。但三者都以民族性和时代性作为主要创作命题，创作出了许多好作品，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器乐创作。这一时期的创作实践还可以证明，只要沿着民族性和时代性创作道路走下去，无论用什么样的体裁和形式，都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具有中国特色完整的音乐体系的建立也一定会为时不远。
80前后，我国出现了“重奏音乐热”，产生了众多重奏作品。这些作品在创作方法、乐器组合、演奏方式以及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等方面，都作出了大胆的探索和实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二胡、扬琴、柳琴、琵琶、筝五重奏《欢乐的夜晚》（胡登跳曲）；马骨胡、钢琴和打击乐五重奏《观花山壁画有感》（徐纪星曲）；笛、管子、筝与打击乐四重奏《空谷流水》（周龙曲）；筝与箫二重奏《南乡子》（谭盾曲）；新笛、云锣、蝶式筝三重奏《虚谷》（徐仪曲）和为七位演奏家而作的《天赖》（何训田曲）等。
80年代前后，我国的协奏音乐在继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之后也出现了新局面。这一时期以民族乐器与管弦乐队（包括用某种乐器与乐队）形式出现的大型作品在数量和质量等方面都以压倒的优势出现在我国音乐舞台上，十几年中，仅二胡曲就有30余部，古筝曲也有10余部之多。这些协奏曲不仅继承了我国协奏曲创作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创作题材和技法方面也有了许多创新，把我国的协奏曲创作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出现了许多好的作品。如笛子协奏曲《幸福水》（何占豪、陆春龄、郭予春曲）、笛子与乐队《阿诗玛叙事诗》（易柯、易加义、张宝庆曲）、骨笛与乐队《原始狩猎图》（钱兆喜曲）、管子协奏曲《山神》（李滨扬曲）、管乐协奏曲《神曲》（瞿小松曲）、板胡与乐队《胜利中的怀念》（刘文金、丁鲁峰曲）、高胡与乐队《思念》（乔飞曲）、二胡协奏曲《不屈的苏武》（彭修文曲）、《长城随想曲》（刘文金曲）、二胡与乐队《红梅随想曲》（吴厚元曲）、《新婚别》（朱晓谷、张晓峰曲）、《音诗》（闵惠芬、瞿春泉曲）、柳琴与乐队《毕兹卡欢庆会》（王惠然曲）、琵琶协奏曲《花木兰》（顾冠仁曲）、筝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李焕之曲）、筝与管弦乐队《古道沧桑》（李海晖曲）、伽耶琴协奏曲《沈倩》（安国敏曲）、箜篌与乐队《孔雀东南飞》（何占豪曲）、唢呐协奏曲《天乐》（朱践耳曲）、笙协奏曲《文成公主》（高扬、唐富、张式功曲）、月琴与乐队《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刘锡津曲）、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刘星曲）等。
这些协奏曲的题材以标题音乐为主，一部分来自中华民族古老文化中，一部分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无论是从古文化中寻找，还是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这些作品都赋予了我国当代协奏音乐以新的生命活力。
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曲》是这一时期构思丰富、影响比较大的协奏曲。全曲分“关山行”、“烽火操”、“忠魂祭”、“遥望篇”四个乐章。象征中华民族形象的雄伟宽广的长城主题贯穿全曲，作品在创作上吸收了大量的民间音乐和说唱音乐以及古琴、琵琶等音乐的特点，使其具有强烈的戏剧性、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点，是继《草原小姐妹》后的又一部力作。
《天乐》是一部单乐章的唢呐协奏曲，由“大开门”、“摇板”、“悠板”、“急板”、“尾声”等五个段落构成。作者力图用协奏曲这种形式来表现我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思想。不仅如此，乐曲在体现民间风情和新的创作意识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在唢呐的演奏技巧方面，作者把我国南北唢呐的多种演奏技巧溶汇起来作了重大发展，把唢呐这一民间乐器的表现力提到现代化、交响化的崭新高度，是中、西音乐合壁的精品。
我国的交响乐创作，自1929年黄自先生的《怀旧》到1990年已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如果把从黄自先生开始至50年代初算作中国交响音乐的初创阶段，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后）算作中国交响音乐发展阶段的话，80年代前后可以说是我国交响音乐一个空前繁荣和丰收的时期。其重要标志是老一代作曲家在创作实践中经过刻苦磨练并取得了成熟的创作经验，年轻一代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溶中、西创作经验与古今技法于一身，并开始摒弃以往创作中的政治图式化和概念化、公式化的模式，充分发挥了交响音乐宽广而巨大的表现力，在突破传统框架和技术规范上作了大胆地探索和实验，因此，出现了许多具有新的艺术观念、新的技法，内容广泛，体裁形式多样以及具有鲜明个性和民族风格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创作方向和风格等方面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使80年代的中国交响音乐创作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起点上。与交响音乐创作发展形成巨大反差的则是我国人民的交响音乐的赏水平还很低，80年代以后在部分音乐家的努力下，在我国还兴起了一股欣赏交响音乐的热潮，这对繁荣我国的交响音乐事业无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的国民音乐教育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交响音乐的欣赏水平提高上去还需要在音乐的普及教育方面作出相当的努力。如果这一最基本的建设搞不好，交响音乐的创作再好，水平再高，也很难使中国的交响音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一时期重要的作品有：《北京喜讯到山寨》（管弦乐，郑路、马洪业曲）、《西江月》（管弦乐，叶小钢曲）、《山林》（钢琴协奏曲，刘敦南曲）、《钢琴协奏曲》（谭盾曲）、《春之采》（钢琴协奏曲，杜鸣心曲）、《川崖悬葬――为两架钢琴与交响乐队而作》（郭文景曲）、《 B调钢琴与乐队》（郭祖荣曲）、《 B 大调钢琴与乐队》（丁善德曲）、《钢琴与乐队》（罗京京曲）、《山与土风》（交响组曲，瞿小松曲）、《太行印象》（交响组曲，王西麟曲）、《云岭写生》（交响音画，李忠勇曲）、《北方森林》（交响音画，张千一曲）、《黔岭素描》（交响音画，朱践耳曲）、《飘扬吧军旗》（交响诗，杜鸣心曲）、《纳西一奇》（交响音诗，朱践耳曲）、《动》和《吟》（交响音诗，王西麟曲）、《乌江恨》（交响叙事诗，杨立青曲）、《弦诗》（中提琴协奏曲，陈怡曲）、《双簧管协奏曲》（陈钢曲）、《抹去吧，眼角的泪》（小提琴协奏曲，李耀东曲）、《鹿回头传奇》（小提琴协奏曲，宗江、何东曲）、《小提琴协奏曲》、《青年交响乐》（均杜鸣心曲）、《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献身的烈士》（朱践耳曲）、《第二交响乐. 清明祭》（陈培勋曲）、《离骚》、《道极》、《两乐章交响乐》（均谭盾曲）、《地平线》（交响乐，叶小纲曲）、《第一交响乐》（陈怡曲）、《广陵散》（交响曲，周龙曲）、《第一交响曲》（瞿小松曲）、《蜀道难――为李白诗谱曲》（交响曲，郭文景曲）、《第二交响曲》（盛礼洪曲）、《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第三交响曲》、《第四交响曲》（均朱践耳曲）、《长城交响曲》、《交响幻想曲 .洛神》、《秋思》（交响曲，均杜鸣心曲）以及《第二交响曲―――献给创造人类文明的开拓者》（钟信明曲）、《２０００》（交响曲，赵季平曲）等。
在80年代前后的交响音乐创作中，最有影响的并在音乐理论界和作曲界产生很大争论的还是以一批在借鉴和吸收西方20世纪作曲技法来探索中国交响音乐创作并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技巧之间进行融合的交响音乐作品（也就是在重奏音乐中我们曾提到的“新潮音乐”，这种体裁在交响音乐创作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如《乐队及三种固定音色的间奏》（谭盾曲）、《地平线》（叶小钢曲）、《MONG DONG》、《第一交响乐》（瞿小松曲）、《广陵散》（周龙曲）、《第一交响乐》（陈怡曲）等。
这些作品不拘一格，大胆地将中、西、古、今技法熔为一炉，又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个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交响音乐发展的情况，是这一时期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音乐界的讨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些作品，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这些作品的出现体现了一种新的观念和时代精神，“是我国新时期历史文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它体现了我国音乐艺术价值取向的历史性转轨”（戴嘉枋《人民音乐》1989.1期），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作曲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要走的众多创作道路中的一条创作道路。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仅领略了西方的现代音乐创作技法，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民族风韵，其中的一些成份有可能成为我国的一种“传统技法”，成为我国民族音乐的组成部分。也有可能在将来，这种创作会被历史所否定，会被新的技法所取代。但这些创作，无论是审美上的差异，还是表现上的需要，至少在我们所处的80年代从一个方面代表了一种创作思潮，但它决不应是唯一的创作方向。
除此而外，还有一些作品，如《山林》（刘敦南曲）、《云岭写生》（李忠勇曲）、《北方森林》（张千一曲）等则以其清新的风格和丰富的交响手法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美丽的中华风俗人情画卷，是这一时期交响音乐的优秀作品。
后记
课后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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