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事情・情感・感孕――对话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当事人的叙事与修辞

人事・事情・情感・感孕　　

――对话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当事人的叙事与修辞　　

韩锺恩　　

内容提要：　　

本文以人事、事情、情感、感孕八字，对吕骥、贺绿汀、黄翔鹏、吴丽晖、于润洋及其徒子徒孙逐一叙事修辞。　　

关键词：　　

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当事人　　

文化当事人是书写文化的惟一主体，也是书写文化的主要对象。　　

由此，书写音乐文化离不开音乐文化当事人。　　

2009.2.19，我报请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关于第二工作节点专著写作计划，拟以记忆历史的方式辑录自1988年至2004年我在北京主持《中国音乐年鉴》编辑期间，通过与中国音乐界高端人士的诸多对话，叙事中国音乐学学科历史，初步命题：《田野诗学――对话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当事人并及书写经验》，并在对田野诗学的案头作业进行叙事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其作为行动策略的理论意义。　　

计划得到首席研究员洛秦教授肯定，进一步又建议对田野诗学的修辞做一点修改，以更加合乎对话对象的方式加以概括。我在接受洛的建议后，遂将命题作如是修改：　　

《档案诗学――对话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当事人并及叙事与修辞》[①]。　　

本文预先发表，意在提前展示我部分研究意图与写作策略，尤其是以人事、事情、情感、感孕八字修辞进行命题，除了有文辞头尾顶真的语言形式意味之外，最主要的问题是由此展现一条彼此相关逐层递进的逻辑环链以及与此相应的历史层积。　　

道理十分简单，由人及事，由事及情，因情而感，因感而孕。这里面，人与事、事与情比较容易理解，情与感的关系，作为当事人的我，理所当然可以通过记忆复现，惟有感与孕，则是需要有所解释的一个修辞，主要理念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正是通过这些当代音乐文化当事人的辛勤作业，中国音乐学学科有了长足的进步，又正是通过这样的由感而孕，学科的科脉不断在延续，学科的学谱不断在修订。　　

是为序。以下，依此八字修辞分折并关联若干当事人逐一叙事修辞。　　

一、人事――吕骥贺绿汀：世纪握手划出一个时代　　

无疑，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处于现实活动或者进行具体作业的行为载体，因此，任何文化都必然关涉其各自的文化当事人。于是，文化当事人自身结构的完善与否，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的历史选择与逻辑取向。一定程度上说，这是音乐文化研究乃至音乐人类学的一条基本原理。　　

问题是如何在书写过程中克服因人易事或者因事易人的弊端，真正实现人事相通，进而互动制衡。这里，我想说说分别在1989和1994对吕骥与贺绿汀的采访[②]。由于吕贺两老的特殊身份和显赫地位，编辑部对他们的采访十分重视，我拟订采访提纲之后，与时任《中国音乐年鉴》主编的田青和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乔建中多次商量，并预设了对话策略。对吕老的采访基调设定为中国音乐界的若干问题，对贺老的采访基调设定为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与历史使命。　　

1989.1.7下午，我顶着凛冽的寒风在北京朝阳门内吕骥寓所拜访他，在一间陈设简朴的客厅内，80高龄的吕老笑眯眯地接待了我这个后生，对我的提问逐一谈了他的看法。不知何故，那年刚刚开始，我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不祥预感，甚至曾经和我的同事说：我感觉今年要出大事。果然，那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政治风波。现在回想起来，吕老真有先见之明，比如，在谈到改革开放10年带来的自由时，他说：这确实是好事，各人都可以比较充分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产生新的矛盾，譬如大家都各行其是，一旦与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发生冲突的话，也许就会出现某种失误[③]。13年之后，2002.1.22上午，当我在北京八宝山送别吕老的仪式上，看着他安详长睡样子的时候，不禁活现他坚毅沉着的风度：一种兼有艺术敏感的政治成熟。　　

1994.2.17、24上午，我两度忍着潮湿的阴冷在上海泰安路贺绿汀寓所拜访他，在一间书报图谱杂陈的书房内，91高龄的贺老亲切地接待了我这个上音的毕业生，并滔滔不绝地说起来，看着他如此投入的神情，听着他那么动情的述说，谁也不忍心去打断他。不知何故，听贺老说事，总会从他对音乐乃至艺术的激情中感受到一种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现在回想起来，他那种无私无畏、入木三分的批判精神依然历历在目，比如，在谈到封建意识形态根基小农经济思想的时候，他说：小农经济思想一旦套上了封建的政治外装以后，就会因某种权利的局限而容不得他人的思想，尤其最不可容忍的就是扮演思想者角色的知识分子[④]。5年之后，1999春节我回上海过年期间，去上海华东医院探望贺老，相约等他出院后再去见他，不料竟成永别。每当想起他睡在病床上挥手与我道别的样子，不免浮现他气宇轩昂的风采：一种兼有政治操守的艺术秉性。　　

之所以，吕贺这两位历经沧桑的历史老人，把中国音乐的一个世纪垄断，就因为他们在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建设的历程中，是最具影响力的两个文化当事人。在当代中国音乐历史上，由于两老所处的特殊地位，自1949年以来，他们基本上是轮换左右着（主要在思想导向上）中国音乐的发展取向，以至于道路，由此，当代中国音乐的任何发展，都或多或少、或正或负地带有吕贺印迹。从而，在当代中国音乐思想建设方面，生成出一种堪称奇观的，特殊的吕贺现象。甚至，几乎可以以两位老人作为结构依据，去撰写一部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史。　　

至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究竟是什么？有说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倾向：左右关系，有说代表了不同的生长背景：鲁艺派与学院派关系，有说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象征：中西关系，有说代表了不同的历史遗存：救亡与启蒙关系，甚至，还有一种挖苦的说道：猫鼠同乐，等等等等还可以摆出许多许多。　　

祛除偏见，仅仅关注事实本身：两者各自的创作理论活动，两者各自的历史取向及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两者屡次争论及其当代中国音乐批评导向，两者的共识及其当代中国音乐出路，等等，便可从其历史选择以及相应文化当事人遗传繁衍的若干子集中看到，这实在是一种传统的本位文化对直接文化当事人的绝然规定所致。或者说，是他们在具体的文化作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传统惯性所生成的一种超稳定结构，在参与本位文化之外的大文化循环的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历史冲突。　　

也许，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人文生态，一种神奇的依托，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吃不掉谁，足以体现中国历史进程的人文机制，是何等的有趣微妙，就像汽车油门和刹车一样，耦合相间，互动制衡。历史的矛盾如此集中地覆盖并倾泻于两个人的身上，与其说是一种误会或者不幸，还不如说是情有独锺……　　

果然，在贺老西行前的一个夜晚，我梦见吕贺二老见面了，我说那你们握握手吧，于是，在我的愿景中，世纪握手实现了，我不知道，当代中国音乐历史是否应该就此划出一个时代？　　

二、事情――黄翔鹏：托命学术蓄须自燃　　

事情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叙辞，可替换者事项也，但这个情字用得好，一下子把一个中性辞位加以偏离，简单说，做事是有情的。一定程度上说，当今人才衡量在智商之后再讲究情商，也许不无道理。进一步，如果再把其中的事与情分开，则分明可见，两者的离合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实用者往往情事分离，至少可以无情地行事，而纯粹者则常常合一，不仅深情甚至忘情作业，我所见过的黄翔鹏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学术至上的事情合一的见证。　　

初识黄先生是在1986年末，那年12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举办了第一期音乐理论读书研讨会[⑤]，开幕那天，我坐在他身边，一个瘦瘦的但炯炯眼神中时时透出智慧之光的老人，虽然当时他还不到60岁，他的一句话让我一直记忆，他说，非常羡慕你们有这么几天时间静下来读读书，那个时候我对此体会不深，回首现在每天看不了一页书的我，很有感悟性的感慨。　　

1987年夏天，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读完本科五年之后即去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结果，反而见黄先生的机会很少，身为所长的他，一般不在所里行政日常事务，基本上就是深居家中潜心学术。当然，我和他从事的学科专业不同，是也难得有机会向他当面请教。但他的一篇发表在亚太地区传统音乐研讨会上的文章：《论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关系――音乐史论之一》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按我当时的理解，一个搞古代音乐史的人怎么能以如此的激情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历史上的“今乐”，事实上是古乐生命的延续，它在传承过程中分别以原始面目、渐变的面目、发展了的面目流传至今。好像长江大河，从金沙江流到吴淞口，其中总有来自源头的活水。在变迁中总能保持着本身形态的稳定性。那么，她是一个虽然善变却永远不朽的仙女吗？[⑥]　　

对此，我在1988卷《中国音乐年鉴》音乐美学研究综述中特意就研究者本身的主体表达问题作如是评价：黄文以“身入古墓，心在人间”的态度和生动的比喻活化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⑦]。果不其然，当我在1988年2月3日上午对　黄　先生进行采访提及该文相关问题时，他告诉我说：有感于河流现象，进行音乐史的研究也应从现在返回过去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探流溯源[⑧]。　　

探流溯源，显然是做学问的方法，那么，何谓学问？有人说，就是学着问，于是，学问做大了，自然就变成了提问。黄先生一生劳作，不停地解析，简直有了惯性，并在永无完工之日的承诺当中……可最后的一个绝笔，竟然还是一百个疑问[⑨]。很可能，黄先生就是这样带着满腹的疑虑走的，在他身后，却着着实实地刻下了一道旷世之纹，一头系着远古，一头系着尖端。也许，这就是一种宿命。之所以不安分，乃问题所在。想多了，就要问。问多了，又要想。就此循环，周而复始。其实，人类就是如此劳作，于是，才有所谓永无完工之日。之所以他自称“疑史翔鹏”，也许，就在于：系古今，辨名实，重实践。　　

这百问，提问何其厚，答之却薄。是黄公无奈，还是有意留给后人。先生似乎又扔下一个悬案。众多猜疑，私下嘀咕，书斋查寻，案头求析，本身就成了一大景观。我尽　管不是　先生的学业弟子，并且，在专业上也无缘以求，但不知为何，我喜欢看他，一个蓄着长须的长辈，他的眼睛永远在说话……　　

有人说，先生蓄须，还有明志之举。可他自己说，只要学问没有做完，就不剃。也许，他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问题本身又成就了一种魅力。然而，提问不仅足以标示提问者之视界，而且，这一动作或者行为本身，又包含无穷的意义在。之所以魅力？一种真正的智慧。由此，想到这样一种可能：世上问题无数，是否有这样一种提问，根本无需作答，而提问本身，就足以成就一个完整的读本。屈原走了，后人觉得他走得那样的遗憾，一堆天问，至今无人作答，反倒成了别一种读本。黄翔鹏走了，旁人也感到他走得过于委屈，乐问一百，是否还会有人回应？是否将始终存放那里？只是，他来不及回答。或者，他根本没想到要回答，倒反而把可写下的历史继续敞开：无论开端，还是古今，之所以有续……　　

真是文如其人，黄翔鹏的见证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人犀利俊俏、汪洋恣肆的文风，在中断或者被埋没之后，依然可能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见木见林，及物及心，严谨地管锥这苍茫天地，自由地散步在人之尊严的洋溢之中，人与事不仅在感性的碰撞中实现对应，也应该在理性的观照中谋求同情。尽管他在相对固定的书斋作业中发出的感慨是高处不胜寒，并且以燃犀[⑩]立境，但最终还是难以逃脱托命学术的宿命：蓄须自燃。　　

为寄托我的思念与崇敬，与上述提及静态的档案诗学相对应，我以动态的方式命名河流诗学，这里的河流之典显然来自黄先生对传统的一个喻示：传统是一条河流[11]，当然，这个具喻示性表述的元典，据说来自黑格尔。然而，黄先生却一直以此看待传统的意义，甚至在他赠我的一本书的扉页上也以这样的题写（韩锺恩小弟：谨以前一个时代联系于未来，并乞指正，黄翔鹏，庚午元月）表达着一种前后接续的愿望。一晃眼，黄先生驾鹤西行已经10年有余，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在传统这条河流中究竟涉足多深？留下了多少可资识别辨认的踪迹？又有多少继往开来？好在河流诗学全然记载。　　

三、情感――吴丽晖：生命至上方能无中生有　　

和事与情的拆分一样，因情而感同样应该是文化书写的本体，下面将要叙述的故事，正是书写因情而感所给出的情感。　　

吴丽晖（Daylee Wu）是一个台湾作曲家，旅居日本学习、创作，曾经于1993年12月27日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个人作品音乐会。音乐会后，我应约和她就音乐创作、文化观念等问题进行过一次较长时间的交流和探讨。　　

可就在《中国音乐年鉴》1994卷即将发表其北京音乐会有关材料的时候，突然从东京传来噩耗，吴小姐于1994年4月3日在东京突然病故，据说，事后人们才发现她独自一人离去，不过是带着耳机听着音乐走的。难道真是应验了她对自己作品《中国之梦》的诠释：……得走了，得放下一切上路了……　　

时间仿佛倒拨了回去，1994年1月，在我和她交流探讨有关问题之后，先后撰写了题为《充分表情下的古老叙事……》[12]的乐评文章和题为《生命至上方能无中生有》[13]的通信对话，1月底，她从东京打来长途电话，除了表示高兴和感谢之外，说不日将再次来北京举办第二场音乐会，并希望借此再续前次交流探讨的未尽话题。不巧的是，当时我正好准备动身去上海探视父母，想日后总有机会，不料，这次失约竟成永别……　　

吴小姐长期在中国大陆本土之外的地方生活，从举止谈吐看，主要是接受外来文化的熏陶，但仔细观察，却发现在她的生命根系上充满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之情，与我这个在中国大陆本土生活了几十年的人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被她对中国文化的这份情深深感动，这里辑录一封当年（1994.1.4）的通信[14]：　　

听了你的作品，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在充分的表情底下有着古老的叙事。作为一个职业作曲家，要想真正做到一张白纸、无牵无挂，是十分不易的。然而，我却在你的作品中感染到了一种童贞般的单纯与一种灼热的情感。用你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感情为上、民族为上、人性为上的人本原在。可信的是，无论是你的音乐作品发言，还是你的思想见解表露，果然烙有此深刻的痕迹。因此，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你的作品力图解开政治情结、力图摆脱职业规范、力图撕去文化包装，以生命为则来谋求旁人的同情。游戏需要规则，人生亦然。然而，不同的是人生往往带有是非价值判断，而游戏却只是一种无利害冲突的自在行为，并不为一时的人为独断专行所左右。因此，无论是大到宏观群体生命的一切，还是小至微观个体生命的一瞬间，唯审美理应成为当代人所求、所慕之是。就此而言，我想你之所以如此崇尚老庄的无为自然，司马迁的大礼必简、大乐必易，禅宗的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也许天机就在于此，可遗憾也可幸的是，你竟然把它捅破了以后又泄露了！自古至今，中国文人历来把道―器一分为二。然，实质上两者乃同一不二也。于是，古人所云：易有三义，一为不易，二为简易，三为变易，似应成为今人作业之鉴：生命不易，并型态简易，方能获得意义变易。是为易之道也。因此，我尤其欣赏你一张白纸、无中生有的说道。如果说长期以来，一般舆论总以为作曲家的观念情感只是音响的一种载体，那么，如今应反其道而言之，音响才是人的观念情感的一部分非常有限的载体。于是，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因为生命的无穷动才是人间万物的原创造。进而，超越艺术限定（音乐语言规范），超越社会历史限定（职业分工规划），超越人文化限定（族类区域规则），才是生命进入创造状态的必要充分前提。古训文化，文即纹也。那么，当我们极度纹身外之物时，也必然会在自己的身上纹下历史的印记。有人说，文化就是衣冠了的禽兽。这话似乎很粗野，但有一定的道理。而我的表述则相对人文化一些，所谓文化乃是以自然为本之人倒反成为以非自然为相之人。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星期六，上帝预想要有一样东西来替他管理凡俗世间上的一切事务，于是就照着自己的样子造了人。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取下自己的肋骨造人，而是用尘土造人。就这样，当上帝把人与自然分开的时候就把自然的印记留给了人，而人在与自然分离的同时也与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由此我进一步想到，也许人类对生命尊严的承诺才是当代人类文化的惟一出路。末了，请允许我以生命至上方能无中生有作为结语。　　

也许，今天再读这封因情而感的信件，几乎不再有还原记忆的可能，然而，书写本身所包含的情感却已然成为一种存在。就像我在给吴丽晖的祭文《哭Daylee，安魂中国梦》[15]中所说：你走得如此匆忙，似乎音乐会的余音还在弥漫……你走得又那么静悄悄，竟然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为你送行……不过，走得突然也罢，你超脱了，在进行了有血有肉、有情有志的充分表情之后，是需要回到彼岸去继续古老的叙事。况且，在你内心深处仿佛真的预设了一种天赋的文化宿命感――作为一个有根有系、有灵有悟的人，你不是早已在自己的音乐中暗示了末日的葬礼……于是，你走得很明白，就这么匆忙，就这样静悄悄……哭Daylee，你曾说你的音乐一旦发表就与己无关而属于听众全体，因此它不会成为绝响……安魂中国梦，也许你困了，那就在自己的梦里安妥你疲惫的灵魂吧！　　

四、感孕――于润洋：代有脉传学统不断　　

最初想到感孕这个叙辞，是来自《圣经》记载玛利亚从圣灵感孕。　　

如上所说，正是通过由感而孕，学科的科脉不断在延续，学科的学谱不断在修订。毫无疑问，无论是续科脉还是修学谱，都需要一种学统的依托，如同《圣经》叙事耶稣基督家谱，学科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代有脉传的学统。　　

这里，以我多年从事的音乐美学学科为例。现代学科形态的音乐美学，在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以1920年　萧友梅　博士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20年6月30日编辑出版的《音乐杂志》第1卷第4号发表《乐学研究法》作为始端，1978年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音乐美学学科得到了历史性的突破，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无疑是通过研究生教学推动。中央音乐学院是中国最先建立音乐美学硕士、博士学位点的高校，　于润洋　教授又是最先招收音乐美学方向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导师[16]。　　

1992年，于润洋教授开始在中央音乐学院招收音乐美学方向博士研究生[17]，先后有：王次（在读，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委员会主任），邢维凯（学位论文：《西方音乐思想史中的情感论美学》于1996.3.22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通过答辩，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宋瑾（学位论文：《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中的音乐现象考察》于1999.6.21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通过答辩，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锺恩（学位论文：《音乐意义的形而上显现并及意向存在的可能性研究》于2003.8.13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通过答辩，现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何宽钊（学位论文：《哲学―美学视野中的西方和声演进》于2007.6.8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通过答辩，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音乐美学教研室主任，讲师）。　　

在此之后（不完全统计）――　　

王次――先后招收音乐美学方向博士研究生有（硕士研究生略）：柯扬（学位论文：《有限的相对主义――论音乐的价值及其客观性》于2007.6.8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通过答辩，现任音乐学系系主任助理，讲师），高拂晓（学位论文：《期待与风格――迈尔音乐美学思想研究》于2007.6.8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通过答辩，现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讲师），李晓冬（学位论文：《感性智慧的思辨历程――西方音乐思想中的形式理论》于2007.6.8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通过答辩，现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从事教学工作，讲师）。　　

邢维凯――先后招收音乐美学方向博士研究生有（硕士研究生略）：王维（在读），喻宇（在读）。　　

宋瑾――目前尚未在读博士研究生。　　

韩锺恩――先后招收音乐美学方向博士研究生有（硕士研究生略）：吴佳（学位论文：《感性声音结构并审美判断形成的感性契机研究》于2008.6.17在上海音乐学院通过答辩，现在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院从事管理工作），徐昭宇（学位论文：《演奏型态的分析与音乐意义的追索――从“原真演奏”引发的音乐释义学方法思考》于2009.6.19在上海音乐学院通过答辩，现在台北从事音乐演艺活动策划组织工作），武文华（学位论文：《音乐感性经验描写研究》于2009.6.19在上海音乐学院通过答辩，现在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从事管理工作），崔莹（在读），孙月（在读），陈新坤（在读）。另有博士后合作：杨赛（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中国音乐美学原范畴研究》于2009.9.25在上海音乐学院通过考核，现在上海音乐学院公共基础部从事教学工作，并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继续相关研究），周雪丰（在站）。　　

再之后――　　

2009.11.18-19，我带领我的音乐美学和音乐批评方向的硕士、博士数人，专程前往北京，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和西方音乐史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就于润洋教授2008出版的专著《悲情肖邦》以及相关肖邦和学科问题进行学术交流。这次活动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一次单纯意义上的学术交流，也是一次跨专业和跨学院的教学活动，我的想法就是充分利用我第二母校中央音乐学院雄厚的教学资源，来延伸和扩充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学，同时，更是一次同一学统的见证，因为参与讨论的几乎都是于老师学生的学生，曾经有人善意地担忧会不会有一点中央、上海两院PK的意思，其实，这只是一次不会有输赢的学术游戏，不仅不会相轻，而且，只会相亲。　　

为此，列出参与正式发表的所有学生及其论文题目，按发表先后为序：　　

李晓囡（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韩锺恩教授）：《“悲情”――肖邦音乐的形而上品质》，喻宇（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方向博士研究生，导师：邢维凯教授）：《谈于润洋先生对释义学的批判与整合――读<悲情肖邦>》，邓军（中央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姚亚平教授）：《互文观念下对<悲情肖邦>的解读兼论其它》，苏阳（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韩锺恩教授）：《悲情肖邦――寻找“悲情”之路》，刘小龙（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师，中央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博士，导师：姚亚平教授）：《对于肖邦音乐“悲剧―戏剧性”的个人化探索――评于润洋教授新著<悲情肖邦>》，周俐（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批评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韩锺恩教授）：《悲丝豪竹，情非得已――肖邦研究论文提纲》，毕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宋瑾教授）：《音乐作品“真理”的澄明――读<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杨婧（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方向博士候选人，导师：杨燕迪教授）：《从肖邦〈离别〉看解读音乐的方式》，马铮（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邢维凯教授）：《中国音乐学者对西方音乐研究问题之刍议――来自于润洋<悲情肖邦>的思索》，崔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方向博士候选人，导师：韩锺恩教授）：《浪漫主义的乡愁》，吕长乐（中央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导师：余志刚教授）：《形异实同――音乐学分析方法在<悲情肖邦>中的再运用》，元媛（中央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姚亚平教授）：《“叙”说琴诗――从钱仁康、于润洋等对肖邦g小调、F大调叙事曲的不同解读评<悲情肖邦>中的阐释特色》，王彤（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本科毕业生）：《作为国内肖邦研究的最新成果――<悲情肖邦>》，孙慧（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批评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韩锺恩教授）：《源自何处？流向何方？――循着〈悲情肖邦〉追问肖邦的悲情》，姜骁纹（中央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导师：姚亚平教授）：《“新音乐学”视野下的肖邦a小调前奏曲》，孙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方向博士研究生，导师：韩锺恩教授）：《悲情肖邦――肖邦三首夜曲的音乐学写作以及从研读于润洋〈悲情肖邦〉所想到的》。　　

按此路径，今后还可以不断延伸扩充。需要强调的是，如此学科科脉的延续和学科学谱的修订，不仅可以成为学科发展史的科研增长点，而且，也是推进学科建设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勒戈夫在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三段话：　　

开始时是城市。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现[18]。　　

当时的知识分子把词语赋与权利和力量的，并努力确定词语的内容，……对他们来说，这是根本上涉及言辞、概念和存在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19]。　　

在这一背景上，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退出了舞台。一种新型人物出现在文化领域的最前列：人文主义者。……14世纪至15世纪期间，绝大多数大学成员通过自我否定为中世纪知识分子的消失铺平了道路[20]。　　

显然，这三段话给出的意义在：知识分子的诞生，知识分子的职责，知识分子的转换。即作为分工的产物专事写作与教学活动，其职责指向意味着他的必然转换。一定意义上说，以上所叙事与修辞的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当事人之人事、事情、情感、感孕，无论吕骥贺绿汀，还是黄翔鹏吴丽晖，或者于润洋和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都是通过运用可以交流的言辞，赋予其特定意义以形成概念，以至于指向存在。　　

2009.12.31　　

写在沪西新梅公寓并汾阳路上音教学楼311办公室　　

[①] 案，初步设想以我亲历至少旁观的采访与对话为主要内容，涉及如下内容：1.《中国音乐年鉴》行动策略，2.立足历史与逻辑的学术策略――于润洋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3.执着追求中的自负――金湘音乐创作理念与拒绝批评，4.以燃犀立境托命学术――黄翔鹏蓄须自燃，5.畅想改革――陈燮阳印象，6.彻夜胡侃话音乐――初出茅庐的刘欢，7.及两端求其中――悲壮李西安，8.百科全书页页新――钱仁康娓娓道来，9.矜持叩帅坦荡亮剑――直面吕骥，10.零距离的隔岸遥望――许常惠在北京，11.在经济大潮拍击下的曲折冒险――试探叶华明与徐世典，12.一个未了的研究情结――旁观王西麟与杨立青采访，13.之所以傲慢与偏见――刘靖之穿梭中国境内外，14.情系新源里――乔建中人缘始末，15.你知道吗？一个知识分子的叙事与追问――贺绿汀精神写照，16.生命至上方能无中生有――哭Daylee，安魂中国梦，17.别一种狂欢：九七之前的最后一个圣诞节――香港访问并陈永华采访，18.东拉西扯语无伦次――当我也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19.档案诗学：别一种书写方式与历史修辞。再案，之后，我又对写作计划做了一些调整，一方面可能会扩充范围，增加一些并非我直接采访和对话的人物，另一方面可能会对相关人物按不同话题进行一些类别处理，以凸显当代中国音乐历史的基本状况。　　

[②] 详见《中国音乐年鉴》编辑部记者：《独白・对话・一起说：关于中国音乐界的若干问题――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吕骥先生采访报告》，载《中国音乐年鉴》1989卷，总第3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北京，pp.342-351；《中国音乐年鉴》编辑部记者：《你知道吗？一个知识分子的叙事与追问……――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上海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贺绿汀教授采访纪实及其印象与联想》，载《中国音乐年鉴》1994卷，总第8卷，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济南，pp.531-550。　　

[③] 《中国音乐年鉴》编辑部记者：《独白・对话・一起说：关于中国音乐界的若干问题――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吕骥先生采访报告》，载《中国音乐年鉴》1989卷，总第3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北京，p.345。　　

[④] 《中国音乐年鉴》编辑部记者：《你知道吗？一个知识分子的叙事与追问……――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上海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贺绿汀教授采访纪实及其印象与联想》，载《中国音乐年鉴》1994卷，总第8卷，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济南，p.540。　　

[⑤] 案，该活动由该所音乐理论研究室和《中国音乐学》编辑部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20余人与会。会议主题：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并以反映论和主体论问题为重点；会议宗旨：根据当代文艺思潮的发展和音乐艺术实践向理论提出的呼唤，认真选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以及近年来正在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界展开热烈争鸣的有代表性的文章，结合音乐实践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认真的学习、思考与切磋，以期活跃研究空气，逐步提高自身的学术素质，改变我国音乐美学界长期落后于现实、落后于当代思潮的状况，促使音乐美学在健康发展的道路上，真正能以自己独有的风格，对音乐实践发生应有影响，事后，在《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2期发表16篇笔谈时，以关于音乐美学哲学基础、对象、方法的讨论的总标题命名。再案，1987年夏天，我自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本科分配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之后了解到，这一活动是　黄翔鹏　先生1985年就任所长时倡导以资料建设为中心与开门办所两大方针具体落实开门办所方针的一个举措。自此之后，该所即形成了一个传统，基本上每年由其下属其余四个研究室以及资料室与《中国音乐学》编辑部合作，选择一个主题，共同主办一期音乐学读书研讨会，并发表类似笔谈若干篇。自此之后，相继举办的读书研讨会，分别有：音乐史学，传统音乐研究，外国音乐研究，音乐翻译，音乐资料，整整经过一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上半止。应该说，虽然影响相对有限，但对推进音乐学学科建设是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　　

[⑥] 载中国艺术研 究院音乐研究所编：《黄翔鹏文存》上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济南，p.94。　　

[⑦] 参见韩锺恩：《音乐美学研究》中的有关叙事，载《中国音乐年鉴》1988卷，总第2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北京，p. 118。　　

[⑧] 参见韩锺恩（署名：《中国音乐年鉴》编辑部记者）：《传统音乐的流变与我们对它的理解――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黄翔鹏研究员的对话录》中的有关叙事，载《中国音乐年鉴》1988卷，总第2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北京，pp.292-293。　　

[⑨] 案，即指《乐问――中国传统音乐历代疑案百题》，原载《音乐研究》1997年第3、4期，1998年第1期，后收入中国艺术研 究院音乐研究所编：《黄翔鹏文存》下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济南，pp.645-739。　　

[⑩] 案，燃犀之典来自辛弃疾：《水龙吟》：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　　

[11] 案，这是黄先生曾经出版过的一本文集的书名，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北京。　　

[12] 载《台声》1994年第3期，总第113期，台声杂志社1994年3月出版，北京，p.42。案，发表时由该刊编辑改题为：《吴丽晖音乐作品发表会观后》。　　

[13] 案，该通信对话在吴丽晖去世后，收入《中国音乐年鉴》1994卷，总第8卷，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济南，pp.587-588。　　

[14] 参见韩锺恩：《生命至上方能无中生有――台湾青年作曲家吴丽晖’93北京作品发表会后与之通函对话》，载《中国音乐年鉴》1994卷，总第8卷，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济南，pp.587-588。　　

[15] 载《中国音乐年鉴》1994卷，总第8卷，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济南，pp.583-584。　　

[16] 案，于润洋教授在中央音乐学院除了招收音乐美学方向硕士、博士研究生外，还招收西方音乐史方向硕士、博士研究生，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刘经树、余志刚、姚亚平、刘红柱、潘澜、张乐心等人攻读相关学位，这方面的情况由于我不太了解，故此略。　　

[17] 案，音乐美学方向硕士研究生仅有巩小强一人，学位论文选题是有关音乐现象学研究的，详细情况此略。　　

[18] [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Jacques Le Goff：LES INTELLECTUELS AU MOYEN AGE）（1957/1985 Éditions du Seuil，Paris），张弘据斯图加特德文版1987年第二版译出，卫茂平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北京第1版，p.4。　　

[19] [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Jacques Le Goff：LES INTELLECTUELS AU MOYEN AGE）（1957/1985 Éditions du Seuil，Paris），张弘据斯图加特德文版1987年第二版译出，卫茂平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北京第1版，p.80。　　

[20] [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Jacques Le Goff：LES INTELLECTUELS AU MOYEN AGE）（1957/1985 Éditions du Seuil，Paris），张弘据斯图加特德文版1987年第二版译出，卫茂平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北京第1版，pp.107-108。

该文载《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