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古夏商时期与古希腊时期的音乐比较

　　摘要: 通过对中国远古夏商时期与古希腊时期的音乐与生活、乐器、音乐形式、音乐理论等方面的分析比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短长与优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能够客观地审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差异，取长补短，相互融通和借鉴，更好地传承、创新、发展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

　　关键词: 中国远古夏商时期;古希腊时期;音乐比较

　　作者：扬州职业大学 田凤莲

　　中国和西方的音乐文化皆历史悠远。中国的音乐文化源自中国远古夏商时期，即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的音乐文化。西方的音乐文化源自古希腊时期，即公元前32世纪至公元前146年的音乐文化。对中国远古夏商时期的音乐与古希腊时期的音乐作比较研究是中西方音乐文化研究的初步。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两个时期的音乐文化逐一比较。

　　一、音乐与生活

　　音乐来源于生活、表现生活。从音乐与生活这个角度对中西方音乐进行比较，能够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中西方音乐的本质特征。

　　( 一) 体现生产劳动生活

　　因为年代久远，中国远古夏商时期和古希腊时期流传下来的音乐资料都极为有限。中国远古夏商时期的音乐往往从一些神话传说、文献记载或出土文物中去探寻。对古希腊的音乐研究则来源于壁画、陶瓶、雕塑及诗歌、戏剧和哲学着作。

　　狩猎、畜牧、耕种是原始先民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中国远古夏商时期有许多关于生产劳动生活的音乐记载。《吴越春秋》中就记载了反映远古时期的狩猎场面的歌谣: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大意是: 砍断竹子，做成弓，弹出泥丸，追逐野兽。［1］11《尚书・尧典》里提到的乐舞: “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也反映了原始人驯服百兽的愿望。“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 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1］12 这是《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的一首歌谣，描述的是传说中的远古氏族葛天氏部落表演乐舞: 三个人拿着牛尾巴模仿耕种的样子唱歌跳舞。这首歌谣反映了葛天氏部族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表达了人们对农耕、畜牧等农业活动的重视和祈愿。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远古的祖先们对自然的敬畏，对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视。

　　从壁画、陶瓶、雕塑及诗歌、戏剧和哲学着作中可以了解到古希腊音乐在当时非常丰富，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古希腊音乐在古希腊人们的生活中普遍存在。人们进行各种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时，都离不开唱歌和跳舞。西方音乐最早的文献记载“荷马史诗”是最有力的佐证。盲诗人荷马记载编纂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不少内容涉及了当时的音乐状况。据记载“荷马时期”广泛流传过各种劳动歌曲，如磨工歌、织布歌、割麦歌、放牧歌等。葡萄的丰收常常伴随着青年男女的有领有和的劳动歌舞。

　　由上可见，中国远古夏商时期和古希腊时期的音乐都反映生产劳动生活，与人们的生产劳动生活密切相关。

　　( 二) 反映宗教活动

　　中国远古夏商时期的宗教活动是巫术。人们笃信巫术。巫是当时的职业音乐家，能歌善舞，在各种祭祀仪典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巫术中音乐舞蹈贯穿始终。巫术使当时的人们深信音乐通神。《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记载的: “昔古朱襄氏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琴，以来阴气，以定群生”。表现的是先民们通过五弦琴所演奏的音乐以散阳气，迎阴气，调解阴阳，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五弦琴能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1］13正是依据了巫术原理，表明了音乐与巫术之间的密切联系。

　　再看古希腊，音乐与宗教同样相生相伴，密不可分。在古希腊，人们崇尚多神崇拜，同时信奉不同神灵，互不排斥对他神的崇拜。古希腊人所崇拜的主要神只是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山十二神，以及酒神狄奥尼索斯。古希腊音乐都与古希腊人崇拜的神相关。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雅典娜、狄俄尼索斯都是艺术之神，也是传说中音乐的最早创造者和实践者。如阿波罗不仅是太阳神，还制造了基萨拉琴。

　　音乐music 一词就来源于掌管文艺和科学的女神缪斯muses。古希腊人的宗教是多神教，在古希腊不同城邦祭奉不同神灵而举办的宗教节日多达300 多个，如奥林匹克的宙斯节、德尔菲的阿波罗节、雅典的泛雅典娜节等。而在各种宗教节日举行的宗教仪式中，音乐都是极其重要的部分。［2］2 － 3由于音乐与神相联系，音乐本身也被认为充满了神性，具有祛邪治病，抚慰伤痛，调节道德的功效。这一点与前面提到的中国远古夏商时期人们对音乐的认识颇为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远古夏商时期和古希腊时期的音乐虽然都与宗教关系密切，但是两者在宗教方面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夏商奴隶制社会时期，社会地位分化，奴隶主贵族亲自主持参与带有乐舞的宗教仪典、祭祀活动，音乐活动更多地为奴隶主贵族所主宰。奴隶们地位低下，根本没有参与宗教音乐活动的可能。

　　而古希腊的宗教音乐活动却是全民参与。在古希腊的宗教活动中，除了隆重的宗教祭祀仪式外，还举行竞技会，竞技内容除了体育项目，还包括诗歌、舞蹈、音乐、戏剧的竞赛。古希腊城邦政府直接组织、管理戏剧的创作、演出，半圆形的露天剧场可以容纳数万观众。在一些城邦里，政府甚至会用奖金或发放津贴的方式来鼓励人们的演唱( 奏) 和观赏。

　　公元前5 世纪，以雅典城为代表的古希腊各城邦还长期举行的各类音乐比赛。许多城邦都保留着一个用于节日和宗教场合的合唱团以备比赛之需。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青蛙》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从宗教的角度，我们看到中国远古夏商时期的宗教由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逐渐变成人为的宗教，带有明显的阶级性。音乐成为了统治阶级加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古希腊时期的宗教是多神教主宰着人们的生活，音乐在人们的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多神教认为神灵是最完美的人的体现，神不但具有人的形象，而且具有人的感情和经历，神和人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他们信仰神灵的同时，更相信人的自身智慧和力量。因此古希腊时期的宗教音乐活动全民参与，具有自然、愉悦、自由等特点，音乐发展空前繁荣。

　　( 三) 反映音乐教育

　　中国远古夏商时期和古希腊时期都很重视音乐教育，都有音乐教育机构。中国殷商时期的礼乐多偏重于祭祀、宗教、习礼等方面，奴隶主贵族亲自主持参与带有乐舞的仪典、祭祀，因此需要对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进行专业的音乐教育，从而诞生了最早的音乐音乐教育机构“瞽宗”。而古希腊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许多城邦陆续出现了各类音乐学校，孩子们在这里被传授以歌唱法和乐器的演奏技术。在音乐教育方面，中国远古夏商时期的音乐教育带有典型的阶级性，与其形成反差的是古希腊时期的音乐教育更体现出平等性和普及性。

　　二、乐器、音乐形式与音乐理论

　　( 一) 乐器之比较

　　中国远古夏商时期的乐器有打击乐器: 石磬、鼓、钟、陶铃、铜铃，吹管乐器: 埙、陶角、骨笛、骨哨、苇龠等。这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一致，早期乐器甚至本身就是劳动工具。如《尚书． 尧典》中“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石”指的就是当时的乐器即石磬。石磬是当时耕田用的犁铧，据考证与作切肉工具的石庖丁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夏商时期出现的青铜乐器钟和铜铃，一方面是当时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的佐证，另一方面也表明音乐更多的是为统治者服务。因为当时普通大众是不可能拥有青铜乐器，更不可能有欣赏音乐的机会。古希腊的乐器却带给我们另一种感悟。古希腊时期的乐器有弦乐器里拉琴及各种变体和管乐器阿夫洛斯管、萨尔平克斯小号、绪任克斯( 即类似中国排箫的潘管) 。主要乐器是里拉琴和阿夫洛斯管。［2］8里拉琴是祭祀阿波罗仪式中的主要乐器。阿夫罗斯管是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仪式及酒神颂歌和悲剧演出中的重要乐器。古希腊社会信奉多神教，是全民狂欢的时代，人人可以参与到音乐活动中。

　　( 二) 音乐形式之比较

　　中国远古夏商时期的音乐形式以音乐、诗歌、舞蹈三位一体的乐舞为主，如歌颂黄帝的《云门》、尧的《咸池》、舜的《韶》、夏禹的《大夏》、商的《大》等大型乐舞。此外，中国远古夏商时期的音乐形式还包括表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的民歌，如反映生产劳动生活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候人兮猗”等。

　　古希腊的音乐形式有荷马史诗、抒情诗、合唱颂歌、悲剧和喜剧。荷马史诗采用扬抑抑格六音步诗行写作，富有强烈的节奏感，适于吟诵歌唱，由民间游吟诗人边弹里尔琴边唱。抒情诗原指和着里尔琴唱的诗歌，由抒情诗人自创自唱，分为笛歌和琴歌。笛歌用阿夫洛斯管伴奏演唱，琴歌用里尔琴伴奏演唱。［1］4抒情诗是古希腊古风时代的人们独立、自由的情感的最好的表达方式。诗歌内容涉及个人情感、讽刺时弊、赞美英雄、大自然、友情和酒神等。合唱颂歌则是古希腊时期为重大仪式写作的诗歌，运用合唱形式，伴有舞蹈和乐器伴奏的音乐形式，有太阳神颂歌、酒神颂歌等。

　　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均产生于公元前6 世纪言论比较自由的民主政治繁荣时代。悲剧是由酒神颂歌发展所致，其题材通常都很严肃，大都取材于神话、英雄传说和史诗。演员由一个发展到三个，用朗诵调解释剧情，有表演，有独唱，有合唱，伴奏用阿夫洛斯管。古希腊悲剧是诗歌、戏剧、舞蹈、音乐合而为一的综合形式。古希腊喜剧则起源于祭祀酒神的狂欢歌舞和民间滑稽戏，它以放荡酒神狄奥尼索斯祭祀的题材，用诙谐、戏谑、机智、揶揄、讽刺等大众化的通俗台词制造笑料，它是以揭露社会矛盾，讽刺现实为主要特征的政治讽刺剧和社会讽刺剧。表现形式和悲剧类似，但更多采用民间语言，合唱歌队在喜剧表演中举足轻重。

　　综上可见，中国远古夏商时期的音乐形式和古希腊时期的音乐形式有三个共同点: 一是音乐、舞蹈、诗歌三位一体; 二是都有反映民生的音乐形式;三是都有歌颂性的音乐形式。不同的是虽然都是歌颂性的音乐形式，但是中国远古夏商时期，乐舞音乐欣赏对象是统治者，音乐歌颂的也是统治者，而古希腊时期的音乐歌颂的是人们共同信奉的神灵。古希腊悲剧、喜剧不但可以全民参与欣赏，而且在古希腊喜剧中公开嬉笑怒骂、针砭时弊，毫不留情。古希腊人民在2600 前能如此民主自由，这是同处奴隶制时期的中国远古夏商时期的人们远不能及的。

　　( 三) 音阶、调式、音乐理论之比较

　　中国远古夏商时期已经有了音阶和音律的基本概念。1987 年由河南舞阳县贾湖村遗址发掘出的距今约8000 年的骨笛就能够发出完备的六声音阶和不完备的七声音阶。同年12 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黄翔鹏先生用一支完好的七孔贾湖骨笛吹奏了河北民歌《小白菜》，证明了贾湖骨笛能够演奏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

　　中国远古夏商时期的音乐理论极少。《尚书・舜典》中记载: “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文字一方面表明虞舜非常重视通过音乐、诗歌的熏陶，以塑造贵胄高洁庄重的人格，使其成为有德之人，最终达到和谐人伦之目的; 另一方面也间接地表达了虞舜的音乐思想: 即音乐对人具有熏陶、教化作用。这是中国最古老的音乐教育理论。

　　古希腊音阶以四音列为基础。四音列正好是早期四弦里拉琴的空弦音。它的音阶下行排列，两端的音构成固定的四度音程，中间的两个音可以变化，从而形成三种不同的四音列音阶，称为“托诺斯”。根据四音列音阶全音和半音的不同位置，排列成7种不同的音阶。音阶以古希腊的几个重要氏族部落命名，分别是多利亚、弗里几亚、利第亚、混合利第亚及其各种变体，音阶排列方式自上而下。“托诺斯”就是用不同的音程连接组织乐音的一种手段，具有调式意义。古希腊不但出现了音阶调式，还发明了乐谱: 用24 个希腊字母记录自然音。节奏发明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音乐中运用和诗歌、舞蹈韵律一致的音步节奏，类似今天的节拍。音步系统对后世西方音乐的节奏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更为难得的是古希腊时期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许多人本身就是造诣深厚的音乐家，他们对音乐的本质、音乐的功能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对今天的社会依然具有深刻影响的音乐思想、音乐观念。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宇宙和谐的基础是完美的数的比例，他们用数学方法研究乐律，认为八度、四度、五度是最完美的协和音程。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塞诺斯则强调音乐的和谐是由人的主观因素影响所致。柏拉图还强调音乐的教育功能，认为: “音乐教育除了非常注重道德和社会目的以外，必须把美的东西作为自己的目的来探究，把人教育成美和善的。”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受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影响，他认为学习音乐的目的是“教育、净化和精神享受。”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认为音乐具有净化功能。总之，古希腊的思想家们认为音乐不仅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教育手段，能够陶冶人的性情，净化人的心灵，而且使人获得愉悦，获得精神享受。他们的思想与现代的音乐教育观念非常接近，对后世的音乐教育指导意义非凡。

　　由上看出古希腊时期的音乐在音阶、调式、音乐理论等方面的发展比中国远古夏商时期的音乐更完备、更深入、更具体。特别是古希腊对音乐本质、音乐功能的研究和探索更是开创了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源头，启发和影响了后世众多的哲学家和美学家。

　　三、结语

　　中国远古夏商时期的音乐与古希腊时期的音乐作为中国音乐文化和西方音乐文化的源头，都分别对中国音乐文化和西方音乐文化后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通过前面的比较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同样是奴隶制政治制度下，古希腊音乐更令人心驰神往，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自然、和谐、典雅和崇高并存。14 世纪西方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其核心正是要复兴古希腊的人性解放、人文主义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愿望。只有以开放的胸襟，站在新的高度，以新的视野，客观地审视世界、审视我们自身，探寻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短长，才能更好地传承、创新、发展中国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音乐文化亦然。［3］

　　［参考文献］

　　［1］ 陈四海． 中国古代音乐史［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5．

　　［2］ 钱仁康． 外国音乐简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3］ 徐行言． 中西文化比较［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