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纯粹的“时间艺术”

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不是绝对的区别。任何艺术，一定是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下才能艺术起来。

当我们说到一个城市的标志，想到的偶尔是风景，经常是建筑。例如，澳门的大三巴牌坊，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建筑是存在于空间上的东西。

莱辛在《拉奥孔》中最早明确提出了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的区别，他说，“绘画所用的符号是在空间中存在的，自然的;而诗所用的符号却是在时间中存在的，人为的”。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艺术的看法。“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这种诗画一致的观念在古希腊就已形成，至近代，画与诗在艺术上的区别则被鲜明地认识到了。即使在当下，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空基媒体”和“时基媒体”仍然是人们对艺术形式作出的主要区分，诗、音乐、戏剧、电影、舞蹈、多媒体视频、动画等是基于时间而表现的，绘画、建筑和雕塑则是基于空间而表现的。

应该说，将艺术形式作基于时间和空间的区分，有助于人们扼要把握艺术形式的特点，也很符合近代以来人们趋向于“类别化”认识事物的规律。自然哲学向哲学和自然科学分离，自然科学向各种学科细分，物质与意识、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工具与价值、对象与自我、东方与西方，在任何事情上，人们都在进行类别化建构，而且经常是“两分”的，艺术明确地区分为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归属于这种大潮。

也有人将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进行比拟式的转换，艺术家歌德说建筑是冰冻住了音乐，哲学家谢林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作家霍夫曼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这些比拟的说法，未必是揭示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可通约性”，恰恰相反，它们可能是在强调时间和空间的差异。被凝固的、冰冻的就不是音乐，比拟的潜台词恰好是“建筑不属于时间”。

将艺术归类为时基的和空基的，尽管简明，但它是不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是不是可以不受讨论地接受的，可能是一个问题。黑格尔就认为，各种艺术的时空属性，应该从具象到抽象的连续过程来把握，建筑、雕塑、绘画直到音乐和诗，是外在素材和空间依赖逐渐减少，越来越接近于“理念”，在音乐里空间剩下为一个点。指出各种艺术形式之间具有可转换性和可通约性的，只有像黑格尔这样的辩证法大师。

中国古代将琴棋书画列为“四艺”，琴属于时间艺术，书画属于空间艺术，棋在现代归类里不属于“艺术”而属于游戏，属于脑力竞技。琴棋书画并论，显示了中国思维的特殊综合力，把“闲情逸致”归集为一类。但即使是这样，人们也发现音乐与绘画很不一样。“琴之妙在于抚弦卷指之间，及鼓罢而音亡，了无可传矣;况求弈于推秤敛子之后，是何异于醒而说梦乎;惟书画则不然，得心应手虽难易之不同，要皆有可寻之迹”，琴棋依赖时间，罢手而亡;书画不依赖于时间，总能留下点什么。

在时间中存在的，总是时间有限，尤其在没有录音录像的时代，更是如此，即使今天录音录像完备，也无法替代现场。在空间中存在的，基本上都能克服时间限制，收藏或维护得法，不说永久存世，至少可以存世相当长的时间，传之几代几十代，不成问题。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达芬奇的画，但同时代的歌唱家一首歌也没有留下来。

然而，对于大三巴牌坊或者埃菲尔铁塔来说，难道就真的没有“时间”吗?似乎也不好简单看待。这些建筑本身有历史，建筑有时代背景，虽以永久存世为建造愿景但仍然不可能真的永久，从圣保禄教堂的门脸变成大三巴牌坊本身是几兴几火的结果。就算把这些全部排除，大三巴牌坊作为一个纯形式的被观看或游览对象，可能也有着内在的“时序”，对一个导游来说，他带游客游览大三巴牌坊的线路，可能就是大三巴牌坊最好的“空间时序”。

对一幅画、一件雕塑来说，也总是有某个部分更加突出，代表着作者对观赏者的一种内在期待，他希望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打开”作品，蒙娜丽莎的笑容、“掷铁饼者”的姿体，作者安排好了哪些让人首先注意到，而哪些是进一步的细节。这种先后安排，是一种时间安排。

在建筑中，我们要安排每个空间的使用先后、频度，当我们假设家是一个高频度接待客人的地方时，客厅会大起来;厨房与餐厅的迅速到达，这种功能性的设计中，联系频度和行走次序就是按时间来进行的空间安排。

在时间艺术中，我们也并非不考虑空间。音乐需要在时间中流逝，需要人用时间去体验，但如果作品让人们总是记起时间的流逝，那一定是音乐的失败，一切时间的艺术都需要让人在记忆了时间的状态下去欣赏，人们在聆听音乐时不是想着音乐从刚才流淌到了现在，而是沉浸在音乐本身。为此，音乐在空间中的表现就不是可以忽略不计，从音乐厅设计，乐器制作，到拾音头、播放器、线材、喇叭摆放，无所不用其极的讲究，与其说是要排除有碍于原声效果的因素，不如说是在空间上对声音的美饰。

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不是绝对的区别。任何艺术，一定是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下才能艺术起来。艺术必须约束在一定时长、一定空间里，无限度的时间和空间那是世界本身。在受约束的时间和空间里，艺术总得进行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