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改革开放25年的回顾与反思

 音乐教育的解放

――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改革开放25年的回顾与反思
谢嘉幸

我国专业音乐教育25年来的巨大发展，是和改革开放的那次思想解放运动分不开的。否定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不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二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你不专，你不懂，……就谈不上是红。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两个观点说明了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从此可以摆脱“政治运动式”的教育模式，进入符合艺术教育自身规律的，培养人才的轨道。因此，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于我国音乐教育发展的重大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发展的成就正说明了这一点，简略地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大批优秀音乐表演、创作、理论和教育人才脱颖而出，在国际国内各类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出现了一批世界瞩目的音乐表演艺术家、作曲家、理论家和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工作者；二是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领域的极大拓展。具体说来，即是理论研究在原有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理论等学科基础上，引进了国外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大量信息，挖掘整理了我国大量宝贵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产生出一批音乐事业发展亟需的新兴学科，如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和音乐教育学等等，不仅填补了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空白，还开阔了音乐学术研究领域，促使各类音乐学术活动活跃深入地开展，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随着专业音乐教育自身体系的逐步完善（发展了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教育，扩展了成人及各类远程教育），以及培养出一批具有实力，并在各学科领域中崭露头角的音乐学硕士、博士，这一成就愈发显得突出。因此，将改革开放称为建国以来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一次解放，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改革开放以来的专业音乐教育虽然成绩卓著，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明显。首先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关系问题。25年来，中国社会音乐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三大格局业已形成：一是主流宣传（以传媒和各类庆典活动为主）以及各类音乐比赛和学术性音乐活动；二是普通音乐教育；三是商业及应用类型音乐活动。目前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培养模式及人才结构，还没能完全适应这一整体格局的大变化。就音乐生活的基本格局而言，传统教育模式原本适应的是第一类及第三类市场中对严肃音乐人才的需求。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类需求不大的市场还在萎缩；第二类市场属于新生事物，80年代以来各音乐艺术院校纷纷上马办普通音乐师资教育，至今该专业已是所有专业院校中最大的专业科系。不仅如此，各院校还纷纷设立社会音乐考级，介入社会音乐教育。但对于这一市场，专业音乐教育尽管知其需求，却既缺乏正确的认识，也缺乏真正的兴趣，经济利益上的考虑要超过社会效益的考虑；如果说前两种市场需求暴露的还仅仅是专业音乐教育结构内部的不适应，那么第三个市场引发的则是音乐教育整体性的尴尬。从音乐教育内部来看，专业音乐教育是否主动去符合这一市场，目前还处在犹豫不决的状态（有少数院校开办这类专业，这当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而从音乐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有着成套教育体制支持的“专业音乐”对社会精神生活的影响，似乎还不如“自生自灭”的通俗音乐。
专业音乐教育对社会人才需求的不适应，是和当前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及其深层教育观念的僵化分不开的。摆脱“政治运动式”教育模式后，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当下的体制，基本上是在教学观念技术化，社会价值市场化，管理体制行政化的前提下形成的。概括地说，是一种“技术、商品加行政”办学模式，与“政治运动式”办学模式相比，这当然是一种进步，尤其不能否认的是技术教育的解放，给专业音乐教育带来的辉煌成果。但我们也同样无法掩盖这些年出现的另外一个趋向，即教育本质的退化――从艺术退化到技术，从技术退化到商品。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我们靠出卖技术而活着，但我们所提供的精神产品，和社会的精神生活究竟有什么关系？
技术当然是要谈的，但音乐首先是艺术，是文化。谈浪漫主义音乐不谈其文化背景行么？如果没有对权贵和世俗功利心态的恶心，天底下任何浪漫主义都产生不出来。而如果没有否定性美学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与艺术产业之庸俗的深刻揭示，我们又如何去理解西方的现代派音乐呢？艺术本质上是和世俗功利对立的。市场当然要考虑，但教育的彻底功利化和教育的本质恰恰也是对立的，教育首先不是商品。考虑教育与市场需求接轨并没错，但这种接轨，绝不应当忽视教育的本质，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决不是消极尾随市场，其更重要的任务是培养人，并以此来引导培育未来的市场，重建我们的文化事业。试想，如果我们的教育单位个个都成为商品部，高一级行政机构成为基层单位的商业利益批发部门，跑硕点、跑博点，疏通关系，腰揣几百万去打通关节，这些和教育道德完全背道而驰的丑恶现象，登堂入室，理直气壮，还自认为这样就能创建一流高校，我们的教育还像个什么样子？
高度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也有问题，领导当然需要，但高校不是行政机构，高校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是以教学和科研等一系列自由探索的学术活动，构成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共同体。如果将高校中的行政领导和老师的关系，扭曲成唯命是从的上下级关系，或行政者掌权，教师们出卖技术劳动力商品的雇佣关系，这种教育又能有什么活力呢？总有一种观点认为，惟有加强行政权力才能加强政治，这也是一个误区。政治当然很重要，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政治成果，即是找到了一条通过反帝、反封建专制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里，反帝凸现民族独立精神，反封建专制凸现民主自由意识，这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基础。社会主义好在哪里呢？好在“实行民主好处多”，好在将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毛泽东语）写在她的旗帜上。蒋家王朝的覆没，在于实行独裁专制，贪污腐败，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这已经是定论。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么多革命音乐人，纷纷从国统区奔赴延安。歌颂社会主义，就要歌颂社会主义好在哪里，要用音乐来抨击那些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丑陋现象，这不就是讲政治么？这样的政治难道会不受欢迎么？但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有些人，已经将讲政治糟践为一味歌功颂德，一味加强行政领导，而不是去呵护党与百姓那真正的血肉联系，这不是南辕北辙么？
以上分析可以见出，光靠原来的观念，无论是政治加技术（又红又专）教育观念，还是技术、商品加行政的观念，都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对音乐事业发展的需求。艺术教育必需挖掘自身本质的精神资源，这次抗SARS体现了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精神，多少应该令我们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
本文认为，用审美观念和文化观念来补充和激活已经僵化的音乐教育观念势在必行。80年代我们有过一次辉煌，培养了一批“新潮”作曲家，今天这批音乐家已经活跃在中外乐坛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和改革开放初期提供的思想解放运动分不开，也和艺术教育内在的主体审美意识的萌动分不开。没有主体审美意识，也就没有真正的艺术，还有什么音乐教育呢？当下音乐表演内容的陈旧，创作的精神空洞，理论研究上的只讲空话、套话、洋话、假话。作假抄袭等腐败现象屡见不鲜，根子是什么？是不敢讲真话，不敢研究真问题，缺乏主体意识和与之相适应的学术环境。蔡元培提“美育代宗教”，看到了美育在教育中的至关重要性，而美育的作用是什么，首先是让每个公民能够拥有对自身存在的真实感受并获得充分表达，让个性得到关注并获得全面自由发展。这些都是艺术最本质的东西。
当然，光有审美观念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意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80年代的“新潮”音乐，确有尾随模仿西方现代作曲技术、缺乏丰厚民族音乐文化底蕴之嫌，因此至今也仍缺乏根扎自己文化的丰厚土壤。从专业音乐教育自身来检讨，只知技术上的一味照搬，缺乏音乐材料的文化审视，更缺乏对我们自身音乐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以及对当代艺术文化良性互动交流机制的深入研究和培育，都是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现在高等音乐教育纷纷上马，其基本要求是办学要办出特色。但是，在原有千篇一律的技能教育模式中，“办出特色”只能是一句空话。随着全球性的教育开放与竞争日益激烈，我们本来就不厚实的以西洋技法训练为模式的教育日显资源匮乏。为什么我们自身极其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难以进入教育的视线呢？原因只有一个――缺乏文化品位和意识。试想如果我们的专业音乐教育，都能和本地区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紧密结合起来，将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多元景观？音乐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到比赛场上去获奖，而是重建我们民族的、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音乐文化，这就是文化观念的核心意识，我们很缺。
邓小平说：“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 对于今天的专业音乐教育而言，看来，要实现这个目标，或许还需要再来一次思想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