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新视角――读臧艺兵著《民歌与安魂―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的互动》一书有感

笔者最近读到臧艺兵先生著《民歌与安魂―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的互动》一书，由商务印书馆2009年10月出版，是作者在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从该著的整体结构上看，全书共分为九部分。综观全书，笔者认为，该著是我国第一部“尝试将口述史方法引入民族音乐学领域”的音乐学专著。为此，笔者谈谈自己的粗浅感受。

1.运用民族音乐学和音乐史学为主的双重研究视角，兼涉相关人文学科方法论，展开对

民间歌师的多维考察与研究

首先，综观该著整体的理论架构，主要运用了赖斯的“关于重构民族音乐学”[①]的“历史构成（Historical Construction）―社会维护（Social Maintenance）―个人体验与创造（Individual Creation and Experience）”三重理论研究方法。“将一个民间歌师的个人体验和创造的各个生活侧面，置于社会和历史的坐标中，动态考察他的音乐观念、音乐行为、音乐声响（民歌），并以此探究人类音乐同整个人类生存状态之间更加广泛的联系和意义。”（第33页）如第四章的“本土特色：对吕家河歌师的多方位考察”研究中，作者将赖斯理论的三个概念投射到歌师身份―表演场合―表演状态过程的日常生活模式的建构过程中加以描述，以图展现歌师的身份是如何在文化历史、社会现实中的具体场合及表演过程中形成的；民间歌者如何实施音乐文化的学习、传递、沟通和分享；民歌表演活动如何赋予歌声和个人社会角色的文化意义（第128页）。笔者认为，作者以吕家河歌师及其表演作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空间维度，用赖斯理论模式来观照和审视，从而诠释出歌师的文化历史身份、民歌的习得及其表演之间体现出的关联性文化含意。因此，理论框架的运用十分科学、合理。

其次，以音乐史学的研究视角，对吕家河歌师进行全方位观察与研究。笔者认为，上述方法的运用，除了适应研究对象之外，也与作者硕士阶段音乐史学研究的教育背景有很大关系。如第四章中，作者借助中国音乐史文献材料，对“歌师的称谓”、“歌者在表演中的状态”等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献梳理与研究，足以体现出作者扎实的音乐史学研究的理论功底。另外作者在书中着重谈道：“在一般历史中，历史学家很难将成千上万的民众个人感情写入历史，那么在专题史―音乐历史中，将优秀民间歌者的代表写入音乐历史，不仅是可能，也是非常必要的。但遗憾的是，至少过去的欧洲音乐史以及中国音乐史写作，都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任何一部综合的音乐历史，应该包含民间器乐演奏和民间歌者等普通的音乐创造者。”（第280页）因此，可以看出作者研究方法的别有用意，及该著体现出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再次，作者运用“符号互动理论”[②]（symbolic interactionism）,“以民歌文化现象作为声音符号中介，探求个体―民间歌者与社会、历史的互动过程。”如第五章的“以民歌为纽带：歌师与社会的互动”研究中，“从三个视角描述歌师姚启华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演唱民歌的角度描述姚的社会亲缘关系；从民歌传承的角度描述民间歌者的社会音乐活动；以歌师个人的亲历描述歌师服务社会的具体过程。”（第28-30页）另外，作者又运用“诠释社会科学”的理论，作为本书写作的理论根基和文本表述的学科依据。作者认为，这种理论依据和文本表述方式，不是用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来寻求一种价值判断，而是寻求一种文化理解与沟通责任。通过细致的田野考察和个人理解，将某一种他文化的知识体系有条理地表达出来，并阐释呈现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如在第一章“地脉与文脉：吕家河民歌与地域文化”研究中，作者借用了马克斯・韦伯的“文化之网”概念，考察了吕家河歌师与其所处的地理文化背景的互为关联性。作者认为，“它如同一个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经纬交织的社会之网，把武当山道教文化，军队、工匠以及朝拜者的迁徙民文化，《诗经》采集地的远古遗风汉江流域文化，楚文化的中腹之地等等编织在一起，构成了该地区宽广深厚的文化生态。”（第60页）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运用，足以看出作者丰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功底，同时，也可以从另一面观照出：民族音乐学研究是一门复合型、交叉性的人文学科，许多用音乐本体分析和阐述所解释不清的内容，可以借鉴诸如人类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来弥补以上的缺陷。

总之，笔者认为，该著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考察基础之上，结合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对吕家河歌师在其整体的社会、历史互动发展语境中的一种深度阐释。通过一个小的“微观”个案的研究（姚启华歌师），“以小析大”，进而解构出湖北省丹江口市的吕家河民歌与当地所处地域文化历史互动性关系。尽管拉德克利夫―布朗曾认为，小个案不会出大的理论，只有通过对众多个案进行机械提炼，才能得出人类社会的一般构成。[③]而综观该著的研究理论，虽然选取的只是一个微观个案，但是作者充分结合研究对象的具体社会历史发展现状，启发出以赖斯的“重构民族音乐学模式”为主要理论框架，并结合“诠释社会学”、“符号互动理论”等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十分得当、圆融地表征了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性关系。为此，笔者曾想起周楷模教授的一句话（笔者理解基础上的转述）：她认为，在面对理论框架的取舍时，应遵循以下思路：在面对具体的研究对象时，我们不能先选取理论框架，然后强塞硬套，而应结合数次的田野实践，来催生和印证其理论框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理论才能真正实现和研究对象达到一种嵌入式的文化表征（笔者加）。而该著学术理论的运用模式恰恰是做到了这一点。

2.以“口述史[④]”方法作为主要表述方式，是该著的一大特色

本书的写作主要“尝试将口述史方法引入民族音乐学领域，因此，主体的材料是由姚启华及其妻子的口述史文本构成。”作者选取很少被人关注的下层民众的文化历史为研究个案，在缺乏其文字文献记录的困境下，引入“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作为研究主体的材料，对“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综合性的多维考察与审视。“通过对一位汉族民间歌手个人命运的描述和阐释，研究这位本土‘歌师’六十年，个人与社会、与历史、与音乐之间互为建构的历程。”如在第二章研究中，作者通过“姚启华和妻子的口述事实，分别‘宗族亲缘关系’、‘个人经历’、‘爱情、家庭及婚姻’、‘姚启华的宗教信仰’等角度，来让读者真实了解在歌唱之外的真实的生存状态。”（第63页）这种独特的文本表述方式，是该著研究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其实，以Richard .Widdess为代表的“历史民族音乐学[⑤]（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研究中，十分注重对口传资料的搜集、记录和解读。他指出：“每一类音乐及每一类社会都是绵延的历史过程的现代结局，这种过程对于表演者可有可无，但对于来自局外的观察者却至关重要”[⑥]。 因此作者在选取吕家河歌师作为研究对象时，在缺乏文字文本的情况下，着重关注其民歌的“活着状态”的记录和整理。以其“口述文本”作为研究的主体材料，着重探讨其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三者之间的互动性的关系。笔者认为，这种独具特色的研究视角，在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中实属是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在中国传统音乐学研究中，在面对所要考察的文字资料匮乏时，引入“口述文本”作为研究的主体，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其实在我国民族学研究领域中，在搜集、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时（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就采取了这种以“口述”的表述方式，为及时整理、挖掘和保护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做出过很重要的贡献。因此，作为一种民族学与音乐学相互交融的一门人文学科，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及时调适研究视角，寻求一种恰当、科学的表述方式，是为了多维地诠释和解读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深层文化内涵。

3.结合仪式音乐民族志的研究理论，将歌师放入本土的民间仪式活动中，综合地、动态

地加以考察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多关注其艺术形态的层面，很少对其“上下文”给予特殊关注。作者结合仪式音乐民族志的文本表述方式，把吕家河歌师放在具体的仪式文化空间场域中综合性的全方位来考察，也是该著的又一特色。如本书的第四章“本土特色：对吕家河歌师的多方位考察”的后半部分，作者运用仪式音乐民族志研究中的描述与阐释的方法，将歌师放在当地三种不同的民间仪式（搬家仪式、葬礼仪式、婚礼仪式）活动中，对吕家河歌师在武当山地域文化中所扮演的文化角色，进行综合地、动态地加以考察与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位歌师身份形成的过程是本土民歌发展延续的过程；吕家河人传统的唱歌场合，除了阴歌不能在没有丧事的屋内唱，其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规矩；通过对歌者社会背景中唱歌状态的考察描述，使我们更加理解民歌文化行为的一个重要途径；从整体的情况看，当地歌者是以唱民歌建构着一种生活方式，几乎是全部的民间仪式中都有唱歌活动，因为有唱歌，仪式活动变得更加丰富（第229-230页）。因此，笔者认为，针对一个研究事项，不能只关注其艺术层面，而是应通过其承载的文化语境来多视角、动态地观察其隐含的社会历史功能。

4.结语

综观全书，可以看出该著以“口述材料”作为文本表述方式，在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为主的多维学术框架中，解读和编织出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性关系之网。然而该著也有不足之处。如作为重点章节的第四章，应该对研究对象进行理论和形态的深度诠释和解读。但反观后半部分，有点重描述（包括对民歌谱例的研究）、轻阐释的现象，带有一种传统音乐民族志的写法。其次，在有关吕家河民歌的音乐形态分析上略显单薄，主要还是停留在以描述性的记谱为主。另外，作者在第五章探讨了“姚启华与道教圣地武当山”之间的文化关系时，没有进一步展开来做深入研究。但是笔者认为，以上不足不会掩盖该著所应有的学术价值。那就是：在缺乏研究对象的文字文本时，将“口述史”引入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民间活态的音乐文本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综合研究，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思路，也是该著的一大特色。同时本书的出版发行，也是作者硕博阶段两种教育背景完美结合下的一部重要的学术结晶。

注释：

[①] 有关此理论参见Timothy Rice ed.:“Towards a Remodeling of Ethnomusicology,”Ethnomusicology,1987(3):p.479.另参见汤亚汀《关于重建民族音乐学的模式》,载《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及其著译的《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②]又称象征相互作用论或符号互动主义。一种主张从人们互动着的个体的日常自然环境去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派别。该理论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W.詹姆斯和G.H.米德的著作。但最早使用符号互动这一术语的是美国社会学家H.G.布鲁默。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905383.htm

[③] 见[英]拉德克里夫―布朗著，梁粤译：《安达曼岛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④] 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从某个角度说，口述史是重视下层民众历史的产物，因为后者的活动和心理很少见诸文献，为了研究他们，必须借助口头资料或口碑；从方法上说，口述史是历史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注重田野工作的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因为口述史学家必须通过调查采访等直接手段，从特定主题的当事人或相关人那里了解和收集口述资料，以其为依据写作历史。（具体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13010.htm?fr=ala0）

[⑤]历史民族音乐学所重视的此类物象包括早期的声音记录、口传历史、文字和乐器资料、插图和考古学数据等。（参见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页）（另参见Widdess ,Richard.1992“ 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In Myers, Helen  ed. Ethnomusicolog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London: Norton，pp.219.)

[⑥] 参见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