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唱艺术发展的历史

　　一、夏商周时期

　　在远古时期，原始音乐的形式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其中歌唱和舞蹈居于重要地位，节奏也非常突出。原始音乐与劳动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我们的祖先在共同劳作时为减轻扛木负重的疲劳而喊出“邪许邪许”的声调和节奏，类似号子的劳动呼声；又如传说中黄帝时期反映狩猎生活的《弹歌》中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吕氏春秋 古乐篇》中反映原始农牧生活的组歌“八阕”等。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云门》、《咸池》和《韶》三部乐舞，但由于原始社会的生产力低下，物质生活贫乏，对自然界的一些现象还无法解释，因此他们的音乐都带有较浓的神秘色彩。而原始歌舞中音乐也较简单，歌唱只是配合着舞者的投足和击乐器的节奏而呼喊着声调，这种歌唱只是处于自然人声的状态。

　　夏商时期，我国进入了奴隶社会，民间音乐和巫乐被引入宫廷王室，并出现了专业性舞者和乐工，还有专门的乐师，如师涓，这就表明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音乐教育的萌芽。在这个时期，音乐成了统治阶级用作享乐和祭祀的工具，并出现《大夏》和《大》两部代表性的乐舞。

　　周代产生了礼乐制度和分为职业音乐教育和学校音乐教育的教育机构，这使得民间音乐和宫廷音乐都有很大的发展，并产生了《大武》这部乐舞。在歌唱中除五声音阶外，加入了变、变宫，形成了六声或七声音阶，以及移宫换调手法，丰富了声乐艺术的表现力。

　　二、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歌曲形式更为多样，除古代留传下来的大量民歌汇集而成的《诗经》外，还有楚国南部民间祭祀时唱的《九歌》和屈原加工创作的《楚辞》，以及中国说唱音乐的远祖《成相篇》。这些歌曲不仅在曲调、调式、结构、风格上有所不同，而且在演唱上达到了先秦时期的最高水准。春秋时孔子在齐国看了表演之后，连赞“尽美矣，又尽善也”，感动得“三月不知肉味”。《列子 汤问》中所诉秦青那震撼树林，使天上的浮云不再飘荡的歌声的传说和韩国女歌手韩蛾在齐国歌唱，那“余音饶梁，三日不绝”的故事，这些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良好的嗓音、歌唱技巧和艺术处理，是达不到如此境界的。

　　三、秦汉时期

　　秦统一六国后，设立了庞大的音乐机构乐府，并搜集、整理各国的民间音乐，对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大力发展乐府民歌的加工、编创、演唱外，还出现了鼓吹曲、横吹曲、相和歌、清商乐、长篇叙事歌曲、百戏、自弹琵琶演唱、歌舞音乐等形式。随着这些形式的兴盛，佛教音乐的传入、律制的发展等，逐渐形成了我国传统声乐的激越、婉约、清畅、舒展、低吟、念唱等多种演唱风格。另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重要的音乐家李延年、乐律学家何承天以及一些琴曲家。

　　四、隋唐时期

　　隋、唐的音乐在我国音乐史上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在宫廷出现了燕乐，歌舞音乐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隋时以器乐形式为主的七部乐、九部乐，唐时的坐部伎和立部伎，以及综合器乐、歌唱和舞蹈的歌舞大曲、法曲等艺术形式。声乐艺术在此时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宫廷设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隋时期的教坊、唐时期的梨园，这些都是专门训练燕乐表演的机构，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乐工乐伎。据传教坊乐工任智方的四个女儿均以善歌着称。或“吐纳凄婉，收敛浑沦”，声音含蓄且又饱满；或“容止闲和，旁观若意不在歌”，声音自然清雅，毫无紧张之感；或“发声遒润，虚静似从空中来”，声音结实而圆润，用假声清唱时，歌声犹似自天边传来。由此可知，中国传统声乐很注重声音所表现的艺术意境。唐代段安节在其《乐府杂录》中还阐述了一些符合发声原理的可贵见解，如“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出，至喉乃噫其词，即分抗坠之音，既德其术，即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他指出好的歌手要善于控制和运用呼吸，从腹部起，配合发声吐字，使歌声圆润结实，含蓄饱满，优美动听。在唐代还出现了许多出色的歌手，如永新、念奴、韦青、何满子、张红红等。随着唐代雅乐的逐渐衰微，在民间出现了曲子、变文、散乐、歌舞戏和参军戏等艺术表现形式。同时由于唐代工尺谱的出现，乐律的繁复，调性、调式转换在歌曲中运用，这就对歌唱艺术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唐代诗人元稹曾以“能唱犯声歌”的诗句赞赏歌手们的转调技术。

　　五、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市民音乐文化出现并蓬勃发展，出现了供市民音乐活动的瓦子勾栏、茶坊、酒肆、歌楼等场所。曲子、唱赚、散曲、说唱音乐、戏曲、宗教音乐以及各民族歌舞的多元格局，促成了多风格的民族民间演唱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曲子是在民间歌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歌曲，它突破了五、七言律诗、绝句的规格，使新诗歌的节奏、声韵等在音乐中获令人赏心悦目的表现效果，展示出中国传统艺术歌曲在句式、结构、音调变化、平仄规律、节奏张弛等方面的新姿态。南宋词人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等歌曲创作对于我们研究传统歌曲表现技巧和风格非常有价值。在说唱音乐中它包括鼓子词、诸宫调、陶真和货郎儿，这些都促进了我国民间音乐和声乐的发展。而宋、元时期的戏曲有杂剧和南戏之分，宋杂剧分为以对白为主的滑稽戏和以歌舞为主的歌舞戏。到了元代，杂剧达到了高度成熟阶段，出现了被誉为“元曲四大家”的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曲作家王实甫、乔吉甫。南戏也被成为“传奇”，演唱上没有一人主唱的定规，剧中角色根据需要可随时演唱，并创造了对唱、轮唱、合唱等演唱形式。在我看来，这个时期的戏剧可以说是中国的歌剧。另外在理论和创作方面，《词源》作者张炎之父张枢，每写一首歌词，必请一位歌唱家试唱，然后根据音谱和演唱的需要再作修改，由此可见宋代词人对诗词、音律和音乐作品本身及演唱技术的结合的重视。而张炎在他《词源》的《讴曲要旨》、《音谱》、《拍眼》中对歌唱方法、咬字、节奏处理等技术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提出了“腔平字侧莫参商，先须道字后还腔”的演唱要旨，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 “字正腔圆”是相通的。另外在元人芝庵撰写的《唱论》这部我国古代关于歌唱艺术比较全面的理论着述中指出了：歌唱咬字和声腔要“字真、句笃、依腔、贴调”，“声要圆熟，腔要彻满”；发声要克服“枯嗓、囊鼻、摇头、歪口、合眼、撮唇、撇口、咳嗽”等不良动作和毛病。

　　六、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传统音乐中的说唱、民歌、戏曲、歌舞音乐、器乐都已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体系。说唱音乐中有南方弹词和北方鼓词，在戏曲的发展中出现了四大声腔即海盐腔、高亢激越的余姚腔、弋阳腔，和转音若丝的昆山腔，在昆山腔的发展过程出现了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魏良辅对昆山腔的改革，另一个是梁辰鱼把他的作品《浣纱记》配上昆山腔搬上舞台，促进了昆山腔的流行，奠定了昆山腔的地位。随后在清代中期出现了行当分明、个性独特的京剧板腔。在民歌方面，歌曲极为丰富，一些文人积极从事民歌的收集、整理、出版，如冯梦龙选编的《挂枝儿》《山歌》收集歌词800余首。另外还有声乐派琴家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琴歌，明代也有专门的谱集，如《浙音释字琴谱》等。这些艺术形式大都存有乐谱，并且歌声也被沿袭传承了下来，为我们研究中国声乐艺术传统经验提供了可考可知可感的依据。明代中期，朱载育首创十二平均律理论，但当时未得到运用，可随着近代西洋音乐的传入，其理论对于发展现代声乐器乐艺术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在声乐理论上，明中期的戏曲音乐家魏良辅《曲律》中的“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对“字正腔圆”的美学原则作了较为精练的概括。清代徐大椿在其声乐论着《乐府传声》中，不仅分析了咬音吐字、五音四呼的歌唱原理以及创造戏曲角色以“得曲之情为尤重”的道理，而且提出了“如必字字句句皆同于古人，一则莫可考究，而则难于传授，况古人之声已不可追，自吾作之，安知不有杜撰不合调之处？即使自成一家，亦仍非真古调也。”这种关于如何对待传统唱法的见解，时代不同，人的审美情趣和追求也会有所变化，我们的歌唱也就不必一味模仿古人，况且古人之声已不可追，总不能造出某种古调古风，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以符合今天听众的需求。

　　到了晚清，随着西洋音乐通过宫廷外交和各国传教士出传入，20世纪前半叶在我国兴起了不同于此前中国传统的新音乐并得到迅猛发展。开始阶段以学堂乐歌为中心。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文人，慷慨激昂，大声疾呼：“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要体；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从而导致了国内许多学堂开设 “乐歌课”，学校唱歌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股新风。学堂乐歌以唱歌课为主，歌词、音乐创作方式等都与传统歌曲不同。同时大量的留学生像曾志、沈心工、李叔同等音乐家回国，投入到学堂乐歌的音乐教学中去，并译配编创了一些新式歌曲和音乐教育论着，为提高我国音乐教育的水平和促进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七、20世纪

　　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专业性的音乐学院，即上海国立音专，并且设立了声乐系，聘请外籍教师和留学生进行美声教学，推动了我国声乐艺术的进步。在声乐上近代创作的声乐作品是新音乐文化的主体。近代声乐的发展经过了学校音乐和抗日救亡歌咏的两次洗礼，在学校音乐中出现了儿童歌曲、学校歌曲、集体歌唱曲和以黎锦晖创作为代表的歌舞表演曲和歌舞剧。在抗战时期出现了抗日歌曲。到了30-40年代出现了群众歌曲，并且在这一时期我国已培养出了一大批经过正规训练的声乐演唱人才，如黄友葵、喻宜萱、郎毓秀、周小燕、高芝兰、林俊卿、黎信昌。他们经常开独唱音乐会和从事声乐教学，为这一时期的声乐作品的传播和提高创造了条件，并推动了我国声乐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还出现了一大批音乐家，他们也为我国的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在音乐形式上出现了独唱曲，如萧友梅的《问》、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青主的《我住长江头》、黄自的《玫瑰三愿》等；新型叙事歌曲如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贺绿汀的《嘉陵江上》等；合唱歌曲如萧友梅的《春江花月夜》、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清唱剧如黄自的《长恨歌》；电影戏剧歌曲如任光的《渔光曲》、聂耳的《风云儿女》、《夜半歌声》等；还有就是歌剧，如延安的新秧歌剧和我国具有里程碑的歌剧《白毛女》。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都运用到了我们现在声乐教学的教材中，成为中国歌曲教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