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魏阉小说|语文文学常识

明清之际时事小说第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是抨击魏忠贤擅权乱政的系列小说。

宦官干政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现象，几乎无代无之，其中又以明代的阉祸最烈。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奄宦上》云：“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汉、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后可以得志；有明则格局已定，牵挽相维，以毅宗之哲王，始而疑之，终不能舍之，卒之临死而不能与廷臣一见，其祸未有若是之烈也！”《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叙武宗宠任阉人刘瑾等人，号为“八党”，斥逐阁老刘健，杀忠直内臣王岳，王守仁疏救言不宜任用阉人的戴铣，遂触刘瑾之怒，下狱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驿丞，对宦官之恶已经作了沉痛的控诉。

魏忠贤则是明代阉祸的巅峰。他除了擅权干政，又复扰民害民，尤为世人所切齿。《明史》卷二十三载：天启七年（1627）八月甲寅，熹宗崩；丁巳，崇祯即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己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1628）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壬寅，许显纯伏诛；崇祯二年（1629）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魏忠贤横行朝野六七年，一朝垮台，人心大快，举天同庆，一批暴露其滔天罪恶的小说竞相问世，形成一股颇为壮观的创作潮流。最早问世的有《警世阴阳梦》十卷四十回，题“长安道人国清编次”，崇祯元年刊本，序署“戊辰六月砚山樵元九题于独醒轩”；又有《峥霄馆评定新镌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八卷四十回，题“吴越草莽臣撰”，崇祯元年精刊本，凡例之二曰：“是书自春徂秋，历三时而成”，则成书于崇祯元年之秋。崇祯元年上半年的政治形势，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此时忠贤虽死，但“馀焰末息，羽翼未收”，关于魏阉的“逆案”（政治上的最后结论）还没有作出；而从日后“定案”、“翻案”的反复看，个中的派性斗争是异常激烈的。《阴阳梦》、《斥奸书》的作者似乎不曾顾虑时局的复杂性，仅用了创纪录的半年时间，就写成并出版了这两部时事小说，这不光需要相当的艺术激情，而且也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

《阴阳梦》内封题识云：“长安道人与魏监微时莫逆，忠贤既贵，曾规劝之，不从。六年受用，转头万事皆空，是云阳梦；及既服天刑，道人复梦游阴司，见诸奸党受地狱之苦，是云阴梦。”若从字面上理解，“长安道人国清”当是本书作者。但书中又明明告诉说，“长安道人”是小说中的人物。他在第八回登场，适逢魏进忠（魏忠贤原名）乞讨，为饭店主人辱骂，冷眼瞧见魏花子身段雄伟，岂常落于人后，遂进前劝解，赠金周济，并和他结为生死之交。第二十七回叙他知魏忠贤恶盈贯满，杀戮过度，趁生日时来点醒他。魏忠贤死后，道人梦游阴司，都天大王杨涟分付他传说业报因果，仙翁缪昌期又赠他“广长舌”。他出梦之后便捉笔构思，写成这部《阴阳梦》。可见，“长安道人”纯是虚拟的人物，如果把他定为作者，岂非同将“石兄”看作《红楼梦》作者一样荒唐吗？从种种迹象看，本书作者当是作序的“砚山樵”。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砚山“在福建建阳县东北三十五里，山有石端平若案，有微黑点，隐隐若砚，旧名夫子案山”。建阳是著名的刻书业中心，《阴阳梦》能较快地刊刻出版，与此颇有关系。作者自称“砚山樵”，大约是一位没有功名的村夫子，这在书中可找到若干侧证：1、作者对北方地理似不尽了了，第二回写“魏进忠、李贞、刘嵎从涿州一径往北京城来，行到武清地面，日色衔山，投宿旅店”。北京在涿州东北约60公里，由涿州进京，决不会走到直东偏南100公里处的武清；同回写何旺从保定公干回来路过武清，也是不明地理之故；第八回写魏进忠在涿州净身，再次进京，走到临清地方，临清在涿州正南300公里，进京而走到临清更是南辕北辙。可证作者确是南方人，也许从来没有到过河北。2、作者于朝中大事往往搞错，如第一回写魏进忠与李贞结交，此李贞当即史上的李永贞，小说改易人名，原无不可；但到了第二十七回，忽然冒出一句：“有个李太监叫做李永贞，先发言道……”，将李永贞说成与魏阉帮凶李贞不同的另一人，显然是无知造成的。第十九回写魏忠贤擅立内操，李贞恐人说抗违祖制，魏忠贤变脸道：“如今那个敢来说咱，他不要性命的！难道又生出一个杨涟来？”从行文看，杨涟其时已死，而第十四回杨涟上魏忠贤二十四罪，第二十二款就是“故违祖制，擅立内操”。据史载，设立内操在天启二年（1622）春，杨涟上二十四罪在天启四年（1624）六月，杀杨涟在天启五年（1625）六月，作者将时序颠倒，致使事理扞格。砚山樵之序结末云：“今而后，华胥子可蘧然高枕矣。”华胥一典，出《列子·黄帝》篇，《阴阳梦》引首谓人生世间是场大梦，第一梦便是轩辕皇帝的“华胥梦”：“华胥国的人无贵无贱，无谄无谤，一味浑厚平等温良。黄帝觉来，忻然自得，天下大治，就如那华胥国一般。”小说结末写长安道人阴司出梦，亦觉天下大治，故序以“华胥子”称之。长安道人之名本为陶玄，而书题“长安道人国清编次”，书末署“长安道人国泰终南山广长庄书”，“国清”喻国家清明，“国泰”喻国家安泰，均属寓言。倒是砚山樵之“独醒轩”，有“诸人皆在梦中，唯我一人独醒，故能作此阴阳二梦以警世人”语，实为作者之声口。

“砚山樵”的生平经历，决定他写作《阴阳梦》主要的依据是社会传闻。孙楷第先生以为是“多里巷琐语，无关文献”&<60;[1]。其实对小说创作来说，“多里巷琐语”并不一定是缺点。问题在于传闻琐语的采用，能否与史料的取舍抑扬有机结合，并同作者欲言之“志”有机地结合起来。《阴阳梦》从最贴近的距离，传达出民众在魏阉暴政下痛苦呻吟的心声，在那“九原之鬼夜哭，六月之霜昼飞，漫漫荡荡宇宙，结成凄凄惨惨长夜不旦之乾坤”里，“人钳舌，路重足，小儿止啼，五六年来恍入幽冥道中，使人生几不知有何生趣”，说得真是再沉痛不过了；而“那时北京城里说了一个‘魏’字，拿去一瓜槌便打死了”，正是“人钳口，路重足”的最好注脚。小说写魏忠贤出巡大同府，“俨然是天子行事，搅得地方上官民人等，一个个坐卧不安，搜刮钱粮，食费廪给，弄得那民穷财尽，百姓吞声含怨”。《阴阳梦》又是最早为与魏阉英勇抗争的杨涟、周顺昌和苏州市民英雄立传的纪实性作品，它生动真实地昭示：面对恶势力的淫威，总有一批铮铮铁汉挺身而出，他们不愧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从文学的角度看，砚山樵谓“长安道人知忠贤颠末，详志其可羞、可鄙、司畏、可恨、可痛、可怜情事，演作阴阳二梦”；而《阳梦》从情节和笔法上又可分为两部分：卷一至卷三为第一部分，叙魏忠贤微时可羞、可鄙的情事；卷四至卷八为第二部分，叙魏忠贤发迹后可畏、可恨的情事。

《阴阳》第一部分三卷十一回，占《阳梦》的38％，比《阴梦》篇幅还长，写的是一个无赖子的经历。通过涿州聚党、京都充役、樗蒲赛色、青楼竞赏等，刻画了魏忠贤微贱时奸诈、贪赌、好色、没信行的恶德。但作者并没有对魏忠贤作脸谱化的处理，而是突出了他破落户“会顽耍、会诌趣”的秉性，抓住“吹弹歌舞绝伦”的特点来组织情节。起先，他与褫夺了青巾的秀才李贞相好，肆中饮酒时巴结道：“待咱唱一支情词，奉李爷酒何如？”口里唱曲，悠悠扬扬，引得武弁刘嵎的喝采，三人意气相投，遂相结交，这是第一节；而后同往京师，旅店中有人唱曲，“魏进忠听得，便技痒起来，心里道：‘我的本领高似他几分，这里不卖弄，那里去卖弄噗！’”也弹唱起来。唱曲的是何内相家人何旺，被魏进忠扫了兴，发作起来。恰是不打不相识，后来反得何旺之力，进京都做了礼部长班，这是第二节；魏进忠胡行乱法，诈骗得一千两银子，又被赌棍以名妓兰生做讹骗去，不想兰生倒真心爱上了进忠，闻知进忠恋上月仙，生了气，进忠便“改腔改字”唱了一只《挂枝儿》，引得兰生“十二分恼都化做水”了，这是第三节；魏进忠京中呆不住，便将破伞紫竹柄开管箫儿，一路或吹或唱，游到涿州，后来索性净了身，投花子太监入伙，颇得头头萨辣虎鲍宁的欢心，这是第四节；殷内相闻之，留在宅内弹唱，遂把“教师魏进忠”的名头传扬出去，何内相来访，将其请到私宅与李贞、刘嵎重逢，扶持进忠进了内官监，这是第五节。通过弹吹唱曲这一细节，勾画出无赖子魏忠贤的升沉荣辱史，颇可见作者之匠心。魏忠贤本极微贱之人，偶有机缘，小有得志，便露出奸诈、薄悻的本性，预示着今后弄权的因子，已深深潜藏在骨髓之中。但魏忠贤的落魄潜踪，虽说是作孽自受，却也颇能感出社会黑暗，世态炎凉。小说还描画出魏进忠性格乖巧伶俐的一面。如净身后再次进京，见开酒馆卖水的人因身子不快，挑不功，便主动上前替他挑水，盘算道：“京师的钱，一分银子总得六个，倒有—钱多一日，十日就是一两，一个月就是三两了，好过日子的。”须知魏进忠是“原自轩轩昂昂做过的人”，手头上攥过上千两银子，如今竟“肯做这下贱事”，还能说出“这还是个生意，自食其力的，胜过那花子万倍”的话。魏忠贤是坏人，但首先是人，他的升沉荣辱及与此相应的悲喜哀戚，都具备了审美的意趣。

进到《阳梦》的第二部分，作者陡然换了一副笔墨，乖巧伶俐的无赖子魏进忠不见了，代之而起的却是愚蠢无能、全无主张的魏忠贤。微贱之时的魏忠贤，对李贞、刘嵎尚且能做到既见貌辨色，而又保持傲气；得圣上恩宠的魏忠贤，却非但没有“一朝聊得志，便可妄为时”，反要事事依赖李、刘，“就是泥塑木雕的傀儡，只凭这两个提线索”了。崔呈秀投靠魏忠贤时，第一个印象竟是：“老魏原是个蠢人，尽可侮弄他的”。同样，前一部分丝丝入扣的生动情节也不见了，通篇皆是魏忠贤篡权乱政阴谋的图解，说他“一步步要学那篡汉的王莽、曹操行事，弄权的赵高、董卓行径”，并按臆想的模式对他的奸谋进行了“揭露”：

第一步：计杀王安，结好客氏。太监王安为三朝老臣，对魏忠贤常要查究，成了他招权纳贿的最大障碍。魏忠贤一朝得志，首要之务就是除去这一心腹之疾。时熹宗乳媪客氏封奉圣夫人，威福日盛，与王安身边的小内相甚是亲爱。魏忠贤遣人刺杀小内相，反诬系王安所为，既借此杀了王安，又结奸了客氏，可谓一箭双雕。但作者不了解宫廷内幕，对魏客纠葛的传闻知之甚少，故不曾铺衍出委婉曲折的故事。

第二步：清除外廷，诬害忠良。魏忠贤因朋奸窃柄，受到外廷诸官的论劾，便放出辣手，先将左光斗、杨涟、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锻炼成狱，又将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周起元擒拿解京，先后迫害至死，扬州太守刘铎等更因文字得罪。史载，杨涟劾魏忠贤在天启四年（1624）六月，杀杨涟、左光斗等在天启五年（1625）三月，逮缪昌期、周顺昌等在天启六年（1626）二月，杀刘铎在天启六年七月，小说都集中到一起，提到前头来写了。

第三步：肆毒宫闱，杀害妃嫔。魏忠、客氏恐宫中宠幸多了，分去权柄，便谮杀裕妃、成妃，又陷害皇亲张国纪、李承恩。史载，逼害裕妃、成妃在天启三年（1623），参罢张国纪亦在天启三年，李承恩大辟则在天启五年（1625）。其事多在“清除外廷”之前，为了迁就由外廷到内廷的格局，小说方作了改动。

第四步：擅立内操，布置外镇。魏忠贤异谋辄起，设立内操，训练精兵三千，图谋作乱；又布置外御，各边各镇都派太监镇守。史载，立内操为天启二年（1622）事，设各边镇监军内臣则在天启六年（1626）三月。立内操不是什么兴兵叛乱的准备，将内操与外镇扯到一起，更是主观的捏合。

第五步：走马戏舟，暗害皇帝。魏忠贤以为内外设伏停当，便御前走马，戏舟海子，欲害皇帝。走马、戏舟事，正史不载，《阴阳梦》将此当作“图叛”阴谋的最后步骤，纯是主观的颠倒。

在《阳梦》最核心的部分，之所以出现令人扫兴的变异，除了史料掌握得不充分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作者的观念。作者以为只要拈出“图叛逆”这顶大帽子，就足以将魏忠贤彻底否定。其实，非但不能揭示魏忠贤的罪恶本质，反而把本来可以挖掘得更深的东西淡化了，甚至不免落入自己设下的陷阱之中：宦官与皇帝本是相互依附的，用《明史·宦官传》话说，宦官不过是“逞其智巧，逢君作恶”而已。没有“天启爷”的宠任，无赖子魏忠贤就永远只能是无赖子，决不可能一跃而为九千岁的“厂臣”。魏忠贤“御前走马”惊了圣驾，虽属不赦之罪，终究与“图叛”有别；至若说魏忠贤乘日色将暮，指使亲近太监“戏舟海子”，将圣驾挤落水中，就更没有道理了。作者根本没有考虑到：魏忠贤尽可愚弄君王，却不可能产生“乘间下手”取而代之的念头。如果皇上真的被淹死了，魏忠贤又将何为？

《阴梦》部分则写魏忠贤“可痛、可怜情事”，与《阳梦》“卷数衔接，回数则自为起讫；似一书，非一书”&<60;[2]&<60;。叙的是长安道人看魏忠贤戮尸凌迟之后，忽有都天大王杨涟派鬼卒押其遍游十八重地狱，且观看杨涟、左光斗会集忠魂勘问魏党的情况。作者不能解释何以魏忠贤一个人，“欲以蝘蜓而撼铁柱，欲以燕雀而学鹏飞，遂致杀气弥天，忠魂涂地，九原之鬼夜哭，六月之霜昼飞，漫漫荡荡宇宙，结成凄凄惨惨长夜不旦之乾坤”的根源，也找不到从根本上消弭祸患的妙方，只好把一切归之于缥缈的梦境，并企图以“梦中说梦”的业报，去警告“彼似忠贤者”知惧改悔，用心可谓良苦。但轮回终究是虚妄而软弱的，要以此阻止恶的产生，更是纯粹的空想。

吴越草莽臣的写作态度，与砚山樵完全不同。他的最大特点是重视文献资料，《凡例》二自称：“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且朝野之史，如《正续清朝》、《圣政两集》、《太平洪业》、《三朝要典》、《钦颁爰书》、《玉镜新谭》凡数十种，一本之见闻，非敢妄意点缀，以坠绮语之戒。”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又颇着意于剪裁布局。《凡例》一云：“是书纪自忠贤生长之时，而终于忠贤结案之日，其间纪各有序，事名有论，宜详者详，略者略，盖将位一代之耳目，非炫一时之听闻。”全书四十回，每回以事系年：第一回叙忠贤少时事，第二回叙万历十六、七年事，第三回叙泰昌元年事，第四回叙天启元年事，第五回叙天启二年事，第六回叙天启三年事，第七至十回叙天启四年事，第十一至十四回叙天启五年事，第十五至二十五回叙天启六年事，第二十六至三十九回叙天启七年事，第四十回叙崇祯元年事，纪年准确，绝无差错。这种严格忠史实的写法，是正统史家所提倡的和认可的，也是谨慎派历史小说所恪守的和遵循的。他的毛病在于过分拘泥史实，决然绝然地排斥艺术虚构。仿佛是有意要和《阴阳梦》唱对台戏，《凡例》三明白宣言：“是书动关政务，事系章疏，故不学《水浒》之组织世态，不效《西游》之布置幻景，不习《金瓶梅》之闺情，不祖《三国》诸志之机诈。”他发誓要与之划清界限的几条，都是《阴阳梦》所做过的。如魏忠贤登场时，说他：“是一个浮浪的破落户，没信行的人。专奸帮闲，引诱良家子弟。自小不成家业，单学得些游荡本事，吹弹歌舞绝伦，又好走马射箭，蹴球着棋。若问文书，一字不识。这些里中少年，爱他会顽耍，会谄趣，个个喜欢他的。常在涿州泰山神祠游玩歇息，结成一党，荒淫无度。这些都是干隔涝汉子，无籍之徒。”与《水浒传》叙高俅的文字如出一辙，不是“效”&<60;《水浒》之“组织世态”吗？魏进忠登场不久，就与李贞、刘嵎立誓，“三人愿为生死之交，荣枯得失，事同一人，永无一心”，这不是“祖《三国》诸志之机诈”么？魏进忠对妓女兰生之怜香惜玉，可视为“习《金瓶梅》之闺情”；三次觅死，得金甲神与井泉童子显化，亦可算“效《西游记》之布置幻景”。《斥奸书》拒绝借鉴前人的经验，自愿置于正史附庸的地位，便丧失了成为审美对象的品格。

《斥奸书》与《阴阳梦》的不同取向，是“正史”与“稗史”传统在时事小说创作中的体现。而从发展趋势看，却是放任派逐渐赢得上风。崇祯年间西湖义士的《皇明中兴圣烈传》五卷四十八回，也是写魏阉的时事小说。此书有绣像十幅，其中三幅取自《警世通言》，“械系忠良入狱”图，即《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图之后半叶；“袁公锦宁破虏”图，即“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图之后半叶，“扭魏忠贤至阜城店”图，即“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图之后半叶，表明书坊主具有以图招徕读者的商品意识。孙楷第先生以此书“事亦半为传说，可资考证者殊少。盖野老纪闻，所知不过里巷琐语，托之稗官，兼多附会。至于朝政得失，名臣事迹，耳目不接，固不能知其底蕴”[3]，走的也是《阴阳梦》的路子。如说魏忠贤之父久惯打劫，母刁氏跑马走索，弄猴搬戏；年三十父母亡后，镇日花街柳巷，与乐户女儿萧灵群相好，把玉簪送与灵群。及忠贤声势赫奕，崔呈秀乃父事之，升大司马。时萧灵群亦至京城，崔呈秀召灵群伴宿，无意中说出魏忠贤事，灵群遂托呈秀致意。忠贤闻知，微服到崔宅与灵群相见，许封其弟萧惟中以名色官儿等等，都是此书特有的“野老纪闻”。总之，无论是思想意蕴还是艺术技巧，《阴阳梦》、《斥奸书》和《圣烈传》，水准都是较低的。由于“距离”的过分贴近，作者对眼前事变来不及咀嚼反思，导致缺乏深沉的历史感，艺术上也留有粗糙的痕迹。

魏阉系列小说最成熟的佳作当数《梼杌闲评》。《梼杌闲评》一名《明珠缘》，五十回，不题撰人。从多种迹象考察，作者当为李清[4]。李清（1602－1683），南直隶兴化人，字映碧，一字心水，晚号天一居士。天启元年（1621）举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历仕崇祯、弘光两朝，历官刑、吏、工科给事中，大理寺丞。明亡，隐居不出。著有《三垣奏疏》、《三垣笔记》、《南渡录》、《女世说》等。从《梼杌闲评》对“奴酋”、“毡裘”的强烈讥刺推定，此书当脱稿于明季。

与同类小说相比，《梼杌闲评》对魏忠贤的身世没有作孤立的叙写，而是将它与黑暗社会诸色相的描绘紧密结合，并以形象的力量表明：阉祸并非个别的偶然事件，它与社会种种弊病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小说的主旨是要揭露魏阉之祸国殃民，却偏偏借其微时的种种坎壈，极写出社会黑暗腐朽的背景，充分显示出作者的匠心。魏母侯一娘是流落江湖的卖艺人，始则受达官贵人的玩弄，继则为强盗所蹂躏，饱尝了人世间的酸辛。王尚书府里叫她陪酒，丈大魏丑驴抗争道：“要陪酒请小娘去，怎么叫我们良家妇人陪酒？”反被王府管家拳打脚踢：“抬举你妻子，也是你的造化，求之不得，反来胡说！”流落京师酒楼卖唱，王吏科掌家要她陪宿，店家道：“如今科道衙门好不势耀厉害，我却不敢违拗他。”侯一娘忍气吞声，为的是“黑夜难防这许多”。即便是魏忠贤本人，幼时曾随其母“带着鬼脸子去求人”，壮年又沿街乞讨，受尽磨难。他亲眼看到，童生倪文焕“胸罗锦绣焕文章”，府考不取，送分子的银子又下了水；一旦拜在鲁太监门下，顿使功名唾手而得；他还亲眼看到，周兵科公子摔死妓女鸳鸯叩，鸨母告到官府，反被差人日日前来需索，“人已死了，还要花钱”；连他当年进宫应选，也要二百文钱才上个名字，用三两银子才能选中，进得宫中，“好差使总被有钱的谋去了”。种种贪赃枉法的现实，读来无不令人怵目惊心。

《梼杌闲评》还强烈提示读者：宦官为患，魏忠贤并非始作俑者。小说刚开始，就着意叙写魏忠贤随钦差程士宏清查矿税之事，为下文魏阉之猖獗，作了富有时代特征的铺垫。程士宏是司礼监掌朝田太监的外甥，“九卿科道官因要交结他母舅，故此与他往来”。田太监死后，程士宏又用一百个金元宝贿赂殷太监，谋得清查矿税的美差。一路狐假虎威，任意施为。据史载，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搜括的矿税商税就达二百万两。小说痛斥道：“当路豺狼已不禁，又添虎豹出山林。东南膏血诛求尽，谁把沉冤报九阍？”《梼杌闲评》之写魏阉之祸，不只限于对个人品质的谴责，更将批判锋芒指向封建专制极端强化的产物——厂卫制度。魏忠贤初得皇帝欢心，头一个要求就是掌握东厂，凭恃凌驾于封建法律之上的特种权力，市井无赖的魏忠贤方得残戮忠贤，播乱朝政。扬州知府刘铎题诗吊熊廷弼，魏忠贤诬以“诅咒大臣”，刑部司官明知冤枉，“只因巡捕同镇抚司都把供词做杀了”，只得拟个“律应绞监候秋后处决”，谁知大拂忠贤之意，还叫依律另拟。众司官烦恼道：“拟绞已是冤屈，旨上叫依律另拟，有甚律可依？怎么再重得？”小说还对厂卫的“法外加刑”作了沉痛控诉。魏忠贤拿杨涟、左光斗交锦衣卫严审，摆下的刑具是：“红绣鞋步步直趋死路，琵琶刑声声总写哀音。仙人献果，不死的定是神仙；美女插花，要重生须寻玉帝。”据《明史》卷七十三《刑法志》载：“其最酷者曰琵琶，每上，百骨尽脱，汗如雨下，死而复生，如是者两三次，荼酷之下，何狱不成。”这种对现实的如实描写，彻底打破了一般小说先写世界清平、国泰民安，继写奸佞专权、祸国殃民，最后写清除奸佞、世界复归清平的旧格局。

《梼杌闲评》突破了忠奸斗争的简单模式，表现了对广大民众的关心和同情。书中写官校捉拿杨涟，“出来好生无状，见有司便上坐，过驿站拣马匹，要折夫，索常例，一路上凌虐官府，打骂驿丞，骚扰已极”；魏忠贤巡视口外，竟将猎户五六千人杀死，齐上关来献功，作者愤怒地指控杀良冒功的罪行：“无端生事害良民，赢得功勋诓帝廷。可惜含冤边外骨，年年溅血洒长城！”在“大嚼充饥奸贼脑，横吞解渴谗臣血”的的思想支配下，大胆地倾注对奸佞的切齿痛恨和对百姓深切同情。为此，作者着意塑造了一批为民请命、敢于抗上的清官形象。如扬州知府颜茂暄，闻说内官来诈取钱粮，道：“卑府宁可以命与他，若要扰害百姓，实难从命。”作者甚至虚构了武昌兵备道冯应京策划的声势浩大的民变。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矿税之弊》载：“（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己丑，武昌兵备道冯应京参陈奉十逆大罪，逮至京，下于理，削籍。……三月，武昌民变，逐陈奉。奉列兵杀二人，匿楚府中，命甲骑三百馀，射死数人，伤二十馀人。奉喻月不敢出，众执奉左右六人，投之江。奉自焚其公署门。事闻，谪知府王禹声、知县邹尧弼为民。”武昌民变，本在冯应京被逮之后。冯应京虽曾捕治陈奉爪牙，且抗疏列其十逆大罪，但并未策动民变，倒是因其就逮激起民变时，“应京囚服坐监车，晓以大义，乃稍稍解散”（《明史》卷二百三十七士《冯应京传》），使民变归于平息。《梼杌闲评》大胆地以虚构手法，塑造了冯应京这一民变策划者的高大形象。当他访得程中书（影射陈奉）的罪恶后，即禀报抚院道：“本道却有一法可以治之，俟行过方敢禀闻。”在巧妙地征得抚院的默许后，便取十数面白牌，以朱笔写道：“钦差程士宏凌虐有司，诈害商民，罪恶已极，难以枚举……本道不能使光天化日之下，容此魑魅横行。凡尔商民，可于某日齐赴道辕，伺候本道驱逐。”在冯应京的指挥下，“一声炮响，岸上一面白旗一展，只见江上无数小船望大船边蜂拥而来。……忽又听得一声炮响，岸上江中一齐动手，把五六号大船登时打成齑粉，把程中书捆起送上岸来，馀下人听其随波逐流而去”。冯应京的做法大快人心，连抚院都以为是“鼓大勇以救商民”的盛举，当众官议拟以“程士宏暴虐商民，以致激变，冯参政救护不及”为之开脱时，冯应京却道：“始而不能御虎狼以安百姓，既又饰浮词以欺君，罪不胜诛。只求大人据实立奏，虽粉骨碎身亦所不辞。”只此一语，即把冯应京大智大勇、敢作敢当的品格，突现纸上。

《梼杌闲评》复以酣畅淋漓的笔墨，讴歌了市民的斗争，充满了浓烈的时代气息。作品多次描绘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如山东临清，“是个十三省的总路，名曰大码头。商贾辏集，货物骈填，更兼年丰物阜，三十六行经纪，争扮社火，装成故事。更兼诸般买卖都来赶市，真是人山人海，挨挤不开”；又如蓟州，“经纪人家，本无田产积蓄，只靠客人养生，有客人到，便拿客人的钱使用，挪东补西，如米面酒肉杂货等物，都赊来用，至节下还钱”。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阶级的分化：官宦人家如魏云卿，“寻下几万银子，有几个机房，都有他的资本”；家人之子吴保安暴发后，希图冒主人的籍子赴考，又交结监院里的人代他帮衬，等等。商品经济的联系性，使以手工业者、小贩、商人为主体的市民，产生了共同的经济要求及反映这种要求的道德观念和政治倾向。当封建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损害他们利益时，便会团结起来进行自发的斗争。杨涟被逮，一路的百姓互相传说道：“可怜杨大人为国除奸，遭此横祸！”经过的各村镇市，人人来看忠臣；周顺昌被逮，以颜佩韦、马杰、沈扬、周文元、杨念如五人为首，苏州市民聚集万馀人，为救周吏部，打死校尉，扯碎驾帖，被小说称为“胸中抱负为荆聂，专向人间杀不平”的英雄，说：“百姓一乱，其功不小”，甚至以诗赞曰：“皇天视听在斯民，莫道黔黎下贱身。曾见一城堪复下，果然三户可亡秦。”作者继承施耐庵、罗贯中开创的关心国家兴衰、人民疾苦，同情支持民众正义斗争的传统，提出了所处时代最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以艺术手段作出了自己的评价，这种逼视当代现实的精神，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较之施、罗之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无疑是极大的进步。

从历史小说的文体特征着眼，《梼杌闲评》的艺术成就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得心应手地处理虚实关系，实现了故事情节真实性与传奇性的统一，人物形象鲜明性与丰富性的统一。

《梼杌闲评》“总论”有诗曰：“博览群书寻故典，旁搜野史录新闻。”第三十二回有词曰：“目击时艰，叹奸恶真堪泪滴。”表明作者所“录”的，是有关“时艰”的种种“新闻”。作者对史料不仅极为熟悉，于史料的取舍也比较谨慎，正如邓之诚先生所说：“述忠贤乱政，多足与史相参”[5]，如所录杨涟疏参魏忠贤二十四罪，从语句简繁与行文口气来看，比《明史》、《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更接近原文。在一些细节上，如魏忠贤生于戊辰（1568），乳名辰生，天启七年（1627）三月晦日是他六十生辰，就是正史所不载的准确纪录。但作者并没有单纯地据史敷陈，而是在史实基础上进行虚构，以使故事贯通，情节生动。如第二十回“魏监门独力撼张差”，叙除夕之夜，入宫未久的魏忠贤打翻持棍闯宫之张差。据《明通鉴》卷七十五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则梃击一案，执张差者为韩本用，但并不排斥魏忠贤身与其事、史书讳言的可能；而“独力撼张差”云云，却确是虚构。由于作了这样的虚构，方使魏忠贤骤得擢用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再如杨涟参劾魏忠贤后，《明史·宦官二》载：“疏上，忠贤惧，求解于韩爌。爌不应，遂趣帝前泣诉，且辞东厂，而客氏从旁为剖析，体乾等翼之。帝懵然不辨也，遂温谕留忠贤，而于次日下涟疏，严旨切责。”小说第三十一回“杨副都劾奸解组”却说刘若愚献谋要忠贤泣诉于帝，李永贞反对道：“上前泣诉，纵洗清身子，皇上也必不肯十分处他们。”魏忠贤便把本按住，迳直批道：“杨涟寻端沽誉，凭臆肆谈，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著内阁拟旨责问。”小说舍去“泣诉”的细节，更鲜明地突现了魏忠贤专横跋扈的性格。

《梼杌闲评》又十分重视“野史”的搜求和采用，大胆地将整个艺术大厦的骨架，设置在虚构的人事因缘的基础之上。据《明史·宦官二》载，熹宗乳媪客氏与忠贤并有宠，“容氏淫而狠，魏心贤不知书，颇强记，残忍阴毒，好谀。帝深信任此两人，两人势益张”。凭着这一点材料，是难以写出有文学意味的情节来的。《梼杌闲评》巧妙地以一颗明珠贯串客魏的兴衰际遇，构成小说的中心环节：客氏之母梦赤蛇衔珠而生印月；魏忠贤之母从强盗窝中逃出，偿还客氏之珠，聘定印月为媳；魏忠贤十数年后贩布蓟州，宿于侯氏布行，客氏已嫁侯氏子，与魏忠贤暗中相通，赠珠作为忆念；忠贤涿州落难，将珠子典于质库；入宫得志以后，客氏向其索要明珠，翰林冯铨因献珠夤缘入相，故又名《明珠缘》。通过还珠、赠珠、当珠、索珠、献珠的虚构故事，既写出魏、客由微贱到发迹的曲折经历及微妙心理变化，展现了社会各侧面的世情色相。总之，《梼杌闲评》得心应手地用“小说”来统摄“时事”，在“小说”的格局中纳容“时事”的丰富内容；既不排斥虚构，也不将虚构作为一二点缀依附于史实之后，而是让虚构居于全书艺术构思的主导地位，以此来支配统摄作品的情节和人物，这是对《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成功创作经验的发展和突破。

第二，充分注意人物形象的内在联系，即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从而成功地设计出人物群象所构成的形象体系。

魏阉乱政的史实具有芜杂、散漫的特质，魏忠贤的历史原型与众多人物之间，也缺乏戏剧性的纽带。如果只是据史敷陈，充其量不过如《先拔志始》、《剥复录》一类稗史野记。作者突破史实的束缚，不但塑造出一系列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而且将其构成互相冲突又互相依存的具有紧密内在联系的形象体系。这一“组织世态”的网络结构，既囊括了整个时代的动态变化，又提挈着全书情节的起伏发展，是作者自觉整体构思的产物，是有别于自然状态的艺术美的体现。

据文秉《先拔志始》载，崇祯定逆案时曾云：“忠贤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魏忠贤所以能猖獗一时，乃“五虎”、“五彪”、“十孩儿”为之羽翼，同恶相济之故。其中如崔呈秀、田尔耕、倪文焕，皆如吴伟业《〈清忠谱〉序》所云“愿为之爪牙，供其走噬，甚至自负阿父养子而不惜”，是阉党中最凶恶的分子。《梼杌闲评》在处理魏阉与其帮凶关系时，虚构了他发迹前与诸人的交往，写出了因命运的升沉荣辱造成的人与人关系的颠倒，通过富于喜剧性场面中的丑与丑的强烈对比，犀利地揭露丑的本质。如崔呈秀原是“蓟州城有名的秀才，当时考居优等，只是有些好行霸道，连知州都与他连手，故此人皆惧他”。彼时的魏忠贤是一个布商，因崔呈秀设局讹诈，代人出面调停，两种性格遂发生了碰撞。就崔呈秀来说，讹诈百十来两银子，不过是他千百件“没有天理的事”当中的一件，但他又是个见机而作的人，固然心狠手辣，也肯乘势下台；魏忠贤则早已洞见他的伎俩，却并不加以戳穿，只是审时度势，令其稍加收敛，适可而止。他此时的作为，虽亦有若干仗义因素，骨子里还是维护了崔呈秀的利益。他的干练机变，竟使崔呈秀忘却地位的悬殊，不觉十分钦敬起来。二人在作恶中互相认识，互相赏识，正是所谓“奸雄合当聚会”。这种对魏、崔微时交往的描写，正为日后崔呈秀拜在魏忠贤门下的行径作了铺垫。且看书中如下的精彩文字：

……忠贤道：“咱昨日想起来，昔日在蓟州时与二哥原是旧交，咱如今怎好占大？咱们还是弟兄称呼罢。”呈秀离坐打一躬道：“爹爹德高望重，今非昔比，如今便是君臣了。”忠贤呵呵大笑道：“好高比，二哥倒说得燥脾，只恐咱没福。全仗哥们扶持。”

崔呈秀的无耻卑鄙，魏忠贤的好受奉承而又故作姿态，一时毕现纸上。今日谄媚之崔呈秀，正是当日跋扈之崔呈秀。唯其如此，他才会心甘情愿充当最阴险的帮凶。这种不仅仅从横的方面、即在同一平面上写魏崔之间的联结，而且从纵的方面、即历史的立体变迁中描写魏崔的联结，实际上已经超出单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达到了“社会关系”的深度，故更能洞察人世的底蕴，产生意味深长的启示力量。

《梼杌闲评》写田尔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田尔耕是“吮舔痈痔”的无耻之徒，早在峄山村与魏忠贤第一次相遇时，就是一个教唆诱惑他作恶的坏蛋。魏忠贤屡屡失足之后，听从妻子傅如玉“老田是个坏人，他惯干截路短行之事，切不可信他，坏自己之事”的警告，才与他断绝了交往。如果说对崔呈秀还有若干好评（如“极有气概”）的话，对田尔耕的人品则是绝对的否定。就是这个田尔耕，后来因把守哈达门混入奸细要受提问，心中焦惧，拟拜在忠贤门下，受他庇萌。妻子劝道：“你是嫡派大臣，倒去依附太监，岂不被人笑骂？”田尔耕竟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有趣的是，他不像崔呈秀早知魏忠贤是自己的故人，及至拜为义子之后，作品方写道：

……忠贤道：“田大哥一向久违，还喜丰姿如旧，咱倒老了。”尔耕道：“爹爹天日之表，红日方中，孩儿草茅微贱，未尝仰瞻过龙颜，爹爹何云久别？”忠贤笑道：“你做官的人，眼眶大了，认不得咱，咱却还认得你。”尔耕忙跪下道：“儿子委实不知。”忠贤扯起来道：“峄山村相处了半年多，就忘记了？”尔耕呆了半晌道：“是了，当日一见天颜，便知是大贵之相，孩儿眼力也还不差。如今为凤为麟，与前大不相同。”

崔、田二人同属丑类，作者却极有分寸地写出丑的差异性，从而在他们与魏忠贤的联结方式上，显示出各自的独特性来。

丑与丑本应是同气相求的，作者偏偏写出了矛盾和冲突。倪文焕也是魏忠贤微时的相识，缘魏忠贤拜在鲁太监门下，屈身阉竖以求进身。日后做到西城御史，适逢奉圣夫人之子侯国兴的家人在酒店闹事，倪文焕大怒骂道：“你主人不过乳媪之子，尔等敢于如此横暴放肆！”此时此际，倪文焕尚有若干正气在胸；及至惹出大祸，也曾想过：“拼着不做官，怕他怎的！”但由于贪恋官位，最后还是拜在魏忠贤门下，又昧着天良参奏了魏忠贤所恼的无辜正人，以为“投名状”。魏、倪的联络方式，又与崔、田有着明显的差异，通过人物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剥开了他龌龊的灵魂。

魏忠贤与李永直、刘若愚的关系，构成另一类型的形象体系。“石林庄三豪聚义”一回，叙魏、李、刘幼时同学，一日游三义庙，刘若愚道：“我想当日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义，誓同生死，患难不离。后来刘玄德做了皇帝，关张二人皆封为神。我们今日既情投意合，何不学他们也拜为生死弟兄，异日功名富贵，贫贱患难，共同扶持。”然小人之盟，终与“义”了无相涉：李永贞发迹最早，稍稍得意，然因家有恶妇，使落魄之忠贤不能久住；忠贤发迹后，便将刘若愚取来，“哄他吃醉了，也把他阉割了，留于手下办事”。三人沆瀣一气，干尽不义之事。及忠贤败，发往凤阳安置，唯李、刘二人相送，“当年结义始垂髫，今日临歧鬓发凋”，悲凉的气氛中隐寓讥刺之意。

与李、刘关系相比，更为密切、更具有戏剧意味的是与客印月的缠绵悱侧、凄楚感人的因缘。小说写忠贤贩布蓟州的情形，对客印月因嫁了獃物的苦痛，和“为贫所窘，不能尽情”的心理，就有颇为细腻的描摹；对于忠贤的爽利精干而又好色贪财，也有生动的刻画。然此时客氏之纵欲，却是日后猖狂的根由，忠贤之阴狡，亦为日后揽权的前奏。要写的本是两个最大的丑类，却竟写他们原先并不尽丑，甚至竟有若干美的成分，正是一种辩证的美学观念。

美与丑之间，更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作者在最大的丑类的对立面，设置了若干美的人物形象，并使之与魏忠贤的荣辱沉浮息息相关，尤见作者不凡的匠心。魏忠贤这个最不肖的人物，作者偏独出机杼地给他安排了一个大贤大惠的妻子，真是匪夷所思。通过与傅如玉美好性格的冲突，展示了魏忠贤堕落的轨迹，表达出严峻的审美评价。开初，魏忠贤见傅如玉为妖精所劫，想：“这几个男子逼一个女人，定非善类。”一时激烈起来，将妖精射走，救下了傅如玉。及至傅婆子以“女儿虽蒙搭救，但孤男寡女同过一夜，怎分清白”为由，要将女儿嫁与忠贤，忠贤以“我为一时义气救他，难道要你酬谢么”，坚辞不从。坏人并非生来就坏；此时之忠贤，确可以“若有一点邪心，天诛地灭”相自许。但在田尔耕百般怂恿下，见如玉生得端庄，又听说有许多田产，“终是小人心肠，被他惑动了”。婚后夫妇行坐不离，好生恩爱，然二人品性相去甚远，终不免发生冲突。先是魏忠贤欲吞下鲁太监之礼，如玉坚决反对，说：“受人之托，必当忠入之事，……你昧心坏他的事，于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他岂肯轻易饶你？”其后为与田尔耕、刘天佑等人厮混，如玉再三规劝，骂他是“禽兽不成人”，说：“你当初救我时，因见你还有些义气，才嫁你的；原来你是狼心狗肺之徒，也是我有眼无珠，失身匪人。”如玉一身正气，镇住了魏忠贤，使他“一连数十日不敢出门，终日只在庄上看人栽秧”。美与丑的冲突，美的一方一时占了上风。但魏忠贤禀性下流，终究经不住诱惑，还是滑向了丑恶的泥潭。

魏忠贤发迹后，傅如玉不贪羡富贵，郑重叮嘱入京的儿子傅应星“切不陷身匪类，贪不义之富贵”，还不准儿子说出自己来，尤显识见之高。傅应星拜见时，魏忠贤果然问起如玉来，闻说已去世四五年了，垂泪道：“这是咱不才，负她太甚，九泉之下，必恨我的。”美与丑本应是势同冰炭的，而作品竟写魏忠贤依然怀念如玉，追悔不已，说明在美的品格的映衬下，他还能自感形秽，多少反映了美的感情的残留。惟其有这样的残留，就益加见出他的丑恶。傅如玉如此决绝地与作恶的魏忠贤划清界限，然而当魏伏诛之后，却“因悯孽夫积恶深重，虽受阳诛，难逃阴谴，冤仇如积，何时得解”，故发宏誓至愿，尽捐家产，修建无碍道场，超度幽魂，永离苦海，甚至不顾皮肉痛苦，燃指为香。这种既能“谏夫教子，不恋繁华”，又能“发愿解冤，功德无量”的博大胸襟，在那个时代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是符合美的标准的。

结发之妻如此，亲生之子，亦由母亲之故，父子相逢，竟不得相认，这同“不来亲者亦来亲”的义子满堂，构成鲜明对照：“堪叹忠贤多不义，一生以此灭天伦”。作品还让傅应星这一亲生之子，同那班“自负阿父养子”的丑类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酒席上大骂张体乾道：“我把你这害人媚人的禽兽，你不过在我母舅门下做犬马，才赏你个官做，你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本该打死你这畜牲，为那些无辜人报恨。只是便宜了你，且留你等那些冤魂来追你的狗命，碎剐你的皮肉！”以傅应星的性情，才能骂出这番话来；以傅应星的身分，才敢骂出这番话来。所以，挨骂的张体乾只得忍气吞声，道：“他是太岁头上的土，动也不敢动的。罢了，这也是我平日害人之报，莫怨他，是自取也。”

陈元朗也是作者精心设计的形象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当魏忠贤琢州落难，与众花子在泰山庙内抢食时，青年道士陈元朗出于“济人之难，胜似修炼”之心，对他备细照顾。老道士嘲笑道：“等他做了官来报答你！”元朗笑道：“我岂图报才周济他的！《祖师经》上不云，发一怜悯心，周遍婆婆世界？”魏忠贤得意后来泰山庙寻访，陈元朗却远飏他方了。魏忠贤“见昔年光景，宛然在目，想道：‘我当初在此与死为邻，若非陈元朗师父，怎有今日？我今富贵了，到此却不见他，难道他是死了？’睹物伤心，忍不住凄然泪下”，遂于庙旁建陈元朗生祠，拨田二顷以供香火。感恩图报，说明魏忠贤的人性尚未完全泯灭。然而当其将败之际，陈元朗前来以幻景点化他，魏忠贤被幻景中的美景所惑，竟思夺取以为自己的别业。这一点睛之笔，说明魏忠贤丑恶之不可逭，其走上覆亡的结局，乃是逻辑的必然。

《梼杌闲评》用正反两副笔墨，在魏忠贤周围安排了两组形象：一组是丑的，恶的。这班人物，当魏忠贤微贱时，或以势相加，或以污相染，同恶相济，愈加促成了魏忠贤之为恶；魏忠贤发迹之后，亦颇知其之丑，其之恶，有时也会加以鄙夷，不以为然，但还是要依为腹心，纵为爪牙，丑上加丑，恶上加恶，益加猖獗暴戾，终于恶盈诛来，一同覆亡。另一组是美的，善的。当魏忠贤微贱时，或进以良言，或奉以周济，苦心孤诣，然未能阻止魏忠贤之为恶。魏忠贤发迹后，亦深知其之美，其之善，偶尔良心发现，也会引以为咎，但依然一意孤行，拒谏饰非，终于难免可悲的下场。总之，以丑更促成丑，以美反衬丑，或相辅相成，或相克相生，充满了辩证的意趣。

还有一个人物，两类形象的特点似都兼而有之，这就是侯秋鸿。秋鸿是客印月的丫环，是魏、客蓟州时的牵线人物。这位传香窃玉的“红娘”，自身也难免沾染其间，有些行为很难说是美的。但由于她的特殊地位，一向对魏忠贤敢说敢骂，敢于撒泼。魏忠贤擅权乱政，秋鸿头脑比较清醒，竭力劝谏客印月“切不可听老魏啜哄，明日做出坏事来，还要连累娘也不得干净”。尤为难得的是，当魏忠贤权倾山海，荣极古今之时，独有侯秋鸿一人敢于斥责他的倒行逆施，骂他是“从毛厕上过，也要拾块干屎的人”，“终日里只想害人”，“狗血把良心都护住了”。魏忠贤杀死杨涟、左光斗，秋鸿责问道：“人已死了，还不饶他，处处追比，使他家产尽绝，妻离子散，追来入己，是何天理？”冯铨献珠得相，秋鸿又骂道：“那人寻到你，也是有眼无珠；你把这样人点入阁，也是鱼目混珠！”甚至说也要送魏忠贤“到镇抚司五日一比，打断他的狗筋”，忠贤狼狈问道：“咱甚么事伤了你的心，你这等骂我？”秋鸿反驳道：“你怎晓得下毒手弄人的？人骂你就骂不得了，别人的性命是拾了来的么？”在那“敢有歌吟动地哀”的情势下，秋鸿的痛骂冲破了令人窒息的氛围，给作品增添了一股畅快的清风。秋鸿见劝说不行，竟遂辞别而去，“一身不恋繁华境，半世常为散淡仙”；而当客印月诛死之后，又冒死用历年积下的几两银子前来收殓，以报昔日之恩。有诗赞道：“知机不复恋荣华，回首山林日月赊。大厦将倾无可恃，还将巧计返灵车。”

在以魏忠贤为中心的形象体系横向的网络联系中，又显示出魏忠贤形象自身也一个纵向的体系。他不是片面的静止的类型，而是立体的运动的典型。他既是封建社会无端罪恶的见证人和受害者，又是这个社会陶冶培植的孽种和蠹虫。当魏忠贤一旦成为魏忠贤后，小说也没有忘记在揭露他滔天罪恶时，有分寸地表现他性格的复杂性，表现他性格中各个矛盾着的侧面，没有陷入“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绝对化偏向。这并不是对魏忠贤的粉饰美化，而是从生活出发使之更加真实可信，从而使这个本质上丑的人物，转化为独特性丰富性高度统一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