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传世古物寻觅|宋官窑|宋代官窑|瓷器

　　（“宋元官窑假设与求证”求证之四）

　　————舒晓明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宋官窑器物主要收藏在两家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

　　尽管杭州乌龟山窑址和老虎洞窑址发现出土了一些遗物，但清宫旧藏的传世官窑瓷器依然是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最重要的资料宝库。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年出版的，“宋官窑特展”一书记载，该馆宋官窑器物藏品为143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数量说法不一，耿宝昌先生讲：“2010年，故宫博物院对院藏原定为宋官窑58件藏品进行了测试”。

　　王莉英先生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院藏品鉴定、划级工作中，经陈万里、孙瀛洲、冯先铭等先生鉴定出官窑瓷器约45件”。

　　叶佩兰先生认为“其中官窑44件”。

　　吕成龙先生说“对故宫博物院藏40件原定为宋代官窑烧造的瓷器，六件原定为明代景德镇烧造的仿宋代官窑瓷器，12件原定为清代景德镇烧造的仿宋代官窑瓷器……进行了无损检验分析研究”。

　　笔者经过综合分析考虑后，认为68件比较妥当。

　　两院相加，143件加上68件等于211件。

　　大英博物馆有宋官窑瓷器12件，暂不纳入讨论范畴。

　　这211件瓷器的下限是清楚的，清代朝廷随于1911年退位但溥仪仍居宫中。末代皇帝是于1924年被逐出故宫的。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对宫中文物进行了两次点收、造册。1925年，是这批官窑瓷器的下限。那么其上限又在哪里呢？这批瓷器是何时，何种方式进入故宫的呢？

　　两家故宫博物院的出版物与一些学者的论述赋予这些瓷器是由宋元明清宫廷直接传承的属性。此种论述认为：”清宫文物的收藏是在历代尤其是宋元明三朝帝王搜集的基础上形成的。明永乐帝迁都北京时，继承了南京宫中的珍宝和北京的金中都、元大都的宫中遗物，而且经过26代帝王在540年间搜求，至清末宫内仍保存了大批难能可贵的传世品”。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王光尧先生著文《清代官廷对宋官窑瓷器的收集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先生指出：

　　一、明代宫廷直接传承到清朝廷的宋官窑瓷器数量无法确知。

　　二、康熙一朝的内廷收藏宋官窑瓷器数量无从统计，臣属进贡共四件。“康熙五十六年万寿庆典时内阁大学士温达等人进贡有官窑笔洗和官窑双耳炉，原任经筵讲官户部尚书王鸿绪进贡有官窑黄寿芝一盆和官窑水丞”。

　　三、雍正时期宫廷收藏使用的宋官窑瓷器，共21件。“包括碟一、花尊一、长方花尊一、渣斗一、笔洗二、罐一、碗一、炉一、缸四、双管小瓶一、双管瓶二、梅瓶一、花瓶一、花盆一、八角小碟一、如意花尊一”。

　　雍正三年十月七日赏赐给西洋国教王的“官窑双管小瓶”、雍正十年三月初六日赏琉球国之国舅“官窑双管瓶”两件。其余的19件均应保存在清宫内，即成为乾隆时期宫廷收藏。同时档案显示，整个雍正时期只有雍正五年十月十六日兵部尚书查弼纳进贡过一件“官窑笔海”，且未被皇帝接收。

　　四、“在乾隆时期档案中，见于记载且无法确定属于从宫廷之外进入清宫廷的官窑瓷器共有173件，而在同一时期接受的贡品中有官窑瓷器167件（其中进贡人、入藏时间明确者145件，只知进贡人而入藏时间不明者22件），两者合计为340件。从档案显示的器物名称看可能有重复统计的现象”。在不同人的贡单中往往看到同样的器物名称，如出现了八次的官窑一统尊，可能是同名不同器，但也不排除同名同物的可能。

　　五、嘉庆时期见于档案的官窑瓷器共有51件，后被赏赐出去的达12件，剩39件。

　　六、其后，与宋官窑瓷器相关的档案较少，咸丰时仅两处记载三件器物（茶盅二、纸槌瓶一），光绪时期档案三次重复记载同一物，宣统时宋官窑瓷器在档案中出现一次可能与光绪时期的档案所载为同一器。

　　王光尧先生的以上六则统计数据都非常重要，尤以雍正时期的数据最为珍贵。此则数字非常准确，没有含糊不清，连使用带收藏的宋官窑瓷器总共21件。

　　雍正一朝宋官窑数字在研究整体清宫旧藏瓷器来源上非常关键，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点。上承，可大概推出明朝宫廷留下的官窑瓷器的数字。下启，雍正朝正处在一个官窑瓷器数量激增的前夜。雍正的21件官窑瓷器是从康熙继承而来的，这其中又有四件是康熙接受的臣僚贡品，也就是，康熙本来只有17件是原旧藏，是顺治留下来的。而顺治这17件有可能是明代宫廷的藏品。或者是宋金元的遗物也不无可能。

　　雍正朝拥有的21件官窑瓷器又被雍正帝赏出去两件，仅剩下19件传给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