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传世古物寻觅|宋官窑|宋代官窑|瓷器

　　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成立后对宫中文物进行清点造册，并对宫中旧藏宋官窑瓷器进行了种类划分，称谓定名。宋官窑瓷器的种类划分，称谓定名工作由郭葆昌先生负责完成的。郭先生将宫中的旧藏宋官窑瓷器分为：北宋官窑、南宋郊坛下窑、南宋修内司窑三种称谓。台北故宫博物院143件宋官窑瓷器沿用此三种称谓至今。将其称之为“故宫博物院原典藏名称”，其中冠以“北宋官窑”称谓者达24件。

　　郭葆昌先生祖籍河北定兴人，早年在北京古玩铺学徒，后任袁世凯政府“陶务总监督”，是景德镇御窑厂最后一任“督陶官”。在任期间督制烧造了著名的“洪宪御瓷”，后人视其为稀世珍宝。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被委任以“故宫博物院瓷器馆馆长”“古物审查委员”，后任“故宫博物院瓷器专门委员”、“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瓷器专门委员”等职务。

　　郭先生编印的“项子京藏瓷器图谱”已入善本之林，珍罕难得。其“瓷器概说”一书，中英双语印行，影响甚广。书中郭先生指出：“官窑建于宋大观间（西元1107年至1110年）在今河南开封县”。“南渡后，修内司官窑（修内司北宋属将作监，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南渡后将作监并入工部，其职务多由修内司代掌。故官窑亦属之。窑为邵成章提举后苑时所设，在凤凰山下今杭县地）制袭旧京”。“东（窑建于宋初，在今河南陈留县，以其在汴京之东，故名东窑）”。

　　陈万里先生在1943年针对郭氏对宫中官窑的命名发表了“故宫一部分古陶瓷鉴定之商榷”一文，（此时，郭葆昌先生已于1942年逝世）陈先生说：“（指《图说》）所称之南宋官窑，当然是南渡后修内司窑。。。。。。就文献的记载，说是沿袭旧京的制作，为此究竟南渡后的官窑，跟汴京的官窑，有什么分别，恐怕谁都不容易有一个明白的判断，不晓得郭先生当时根据何种鉴别方法，判断这十六件为南宋官窑，而不说他是南渡以前的官窑？”同时，他又提到：“69图名哥窑盘，第70图原名官窑盘，当时已经搅不清楚了，就照片上看，完全是相似的物，而一名为哥，一名为官，到了郭先生又称之南宋官窑，真是一种好笑的事”。“我从这一点，就可以推出以前的命名，确实没有绝对的根据。所以说它哥好，说它官好，甚至南宋的官也好，反正是自己也摸不清楚，于是乎其他的人，跟着堕入五里雾中，更是莫名其妙”。

　　笔者以为，以上言论属于正常的学术探讨范畴。

　　一九九六年

　　1996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全”中的《两宋瓷器》一书（共两册），此版为繁体字香港发行。2002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与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简体版。

　　主编李辉炳先生在导言中写道：“为方便于读者阅读，《两宋瓷器》共分两卷，首以南北地域划分，次以官、民窑顺序排列”。此书确实有许多奇特的地方，宋代瓷器都冠以“宋”，“南北”朝代没了。北方宋官窑是汝与钧，南方宋官窑是官窑与哥窑。

　　把这些不会说话的瓷器摆在哪里，或“提拔”成官窑，或贬低成“民窑”，这都好说。毕竟东西在，过两天再摆回去就是了。经李先生一番眼花缭乱的划分后，有一个事实出现了：北宋官窑没有了，被彻底消灭了。清宫旧藏的58件宋官窑瓷器全部被划到了南方窑口里。这个事实未免有点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李辉柄先生的观点是被许多宋瓷爱好者熟知的。其实此论的始作俑者是英国著名收藏家戴维德氏也。蔡和壁先生说：“早在一九三〇年代陶瓷在系统性的研究风气渐盛之际，英国戴维德便认为顾文荐的记载前段：‘汝州有瓷窑’与后文的‘宣、政间、京师自置窑’应属一事。故此宋汝窑应是普通名词的北宫官窑，此外别无专有名词的北宋官窑，这个看法早年即为部分人士所接受”。

　　李先生消灭北宋官的主要理论就是“铁道线”说。李先生说：“。。。。。。但很少有人注意，古汴京城（开封）及其周边地区有无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这一实际问题。纵观中国瓷器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官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备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这当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考古资料证明，河南是我国唐宋时期古代瓷窑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从河南全省的古代瓷窑的分布情况上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今京广铁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的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存。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线以东，也不能例外。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