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花儿研究现状思考

　　西北花儿研究现状思考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杨沐

　　我这个发言的中心议题是从当代人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西北花儿研究现状进行审视和思考。由于发言时间的限制，这里只能是个提纲式的讨论。我希望日后能有时间另行撰文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研讨。

　　我从1997年开始，在除中国除了讲座以外，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介绍国际上当代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些思潮、理论和方法（例如1997，1998，2001a，2001b，2002）。这一时期也正好是中国内地社会科学界的一批新进学者先后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开始介绍、研讨并借鉴国际上的当代思潮、理论和方法的时候。跟国内的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比较，音乐学界在这方面的进展可以说是相对滞后，但在最近几年中同样也显出了一些新气象。一些音乐学者运用当代理论与方法，从与前不同的视角审查音乐现象，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在最近发表的两篇外文着述中曾对此作了述评（2003a, 2003b）。国内学术界的这一进展，在花儿研究领域内也或多或少地有所表现。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学界理论出版物的增多，可以参考的资料已经不少，因此我现在就不再赘述这些思潮、理论和方法，而直接审视花儿研究界的现状并谈谈我的思考和体会。

　　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的花儿研究总体而言成果累累，但在各不同时期的研究发展情况则不尽相同。我在1997年到甘肃做花儿田野调查时跟当地研究界有些交流，其中不少研究者认为当时的花儿研究处于低谷状况，为如何能使花儿研究突破瓶颈更上一层楼而颇费思量。当时我曾为此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认为关键在于花儿研究者应当拓展视野和研究方法。

　　最近几年，由于西北当地的研究者陆续发表了一些新的着述，使花儿研究显出了走出低谷的气象。在过去十年间，即从1994年第一季度到2004年第一季度，全国内地各刊物上发表的论述花儿的文章共有120多篇，其中后五年的数量几乎是前五年的三倍（见图示）。此外，这后五年间花儿词曲集以及述介和研究的专着也出版了不少，更不用提这五年间出版的花儿演唱录音带、录像带、音乐CD、VCD和DVD了。花儿研究在最近这五年内除了着述数量的明显增加以外，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变化，即研究的课题和研究参与者的专业领域都有所拓宽。以前花儿研究者的专业领域局限于文学、语言学和音乐领域，加上少量民俗学者；近几年则有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加入了研究队伍，研究的选题也有了相应的扩展。可以说，以前的花儿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人文学科，而现在花儿已经进入了社会科学界的论域。

　　从1994年到2004年第一季度中国内地刊物上发表的以花儿为题的文章前后五年数量对比

　　尽管如此，如果对花儿研究的现状从质和量两方面都进行深入分析的话，仍然可以发现有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

　　把现有论述花儿的文章作一个粗略归纳，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类型：

　　1)        对花儿的介绍，包括对花儿会情况的描述

　　2)        花儿演唱研究

　　3)        花儿词曲形态研究

　　4)        从花儿词曲中挖掘有关的民俗

　　5)        由词曲探索花儿的历史，包括起源、衍变、传承等

　　6)        对花儿词曲作美学探索

　　7)        对花儿词曲内容作社会和文化的综合研究

　　8)        对花儿活动作社会和文化的综合研究

　　以上3-7种文章实际专注于花儿词曲的形态与内容，属于我下文要谈到的形态研究。就数量而言，1- 6种文章的数量最多，第7种文章数量较少，而第8种文章的数量极少且只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很明显，至今为止花儿研究的主流是词曲形态研究。

　　由于时间有限，以下我只择要讨论几点问题。至于存在这些问题的文章实例，任何熟悉花儿着述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从现有出版物中找到，所以我就不指名道姓地列举具体文章了。

　　一、    外界参与的缺乏

　　从这些着述及其作者身份来看，跟国内其他一些地区性歌乐种的研究相比，花儿研究仍然缺乏全国性的学术参与，其研究主力至今为止基本上仍然是甘、青、宁本地的学者。当然，类似的现象在地区性文化研究中是常见的。但是如果要把某一区域文化的研究提高到全国和国际水准，那么有否全国性与国际性的学术参与就是一个重要因素，有否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参与也同样重要。在当代国际学术界，传统学科的融合与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不同的学科联合召开学术会议研讨共同学术课题的情况已是司空见惯。然而在中国，我尚未听说有这样的情况；国内学界各传统分科至今为止仍然是各自为政，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音乐学界的各项研究以及各种学术会议的召开，都基本局限于本学界之内；而其他各学界也一样，基本上忽略音乐学界的存在。目前花儿研究参与者的专业领域虽然比以前有所拓宽，但要达到全国和国际参与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理想程度则为时尚远1。我希望国内同行们能想出一些具体措施加以实行，使花儿研究在这一方面跨前一步。

　　二、    过时观念的影响

　　目前花儿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一些守旧观念和过时方法论的左右。以下我只谈三个具体表现。

　　1.            词曲形态分析占据主流

　　形态学分析是中国音乐研究中占主流地位几十年而今天仍然流行的一种方法。国内音乐学者对这种方法都很熟悉，而它的优劣以及它跟西方现代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的渊源关系，我也已在不同的文章中讨论过（例如2000，2002），所以这里就不再具体描述这种方法。我这里要谈的是，不少形态分析的文章是仅仅对某一歌乐种的词曲作表面形态的介绍或分析，并且是为分析而分析，这些表层形态分析描述完了，文章也就完了。究竟这些分析是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则不清楚。我把这种分析称为“表层形态分析”。表层形态分析中水平最低劣者，则为八股式的老套，例如：某一歌种曲调音域宽广，节奏舒展，旋法特征为上行四五度大跳后平稳下行，徵调式为主，宫调式为次，商、羽调式少见，角调式未见。诸如此类，没有比这更深的内容。现有花儿文章的各种类型中，词曲形态分析的文章所占数量最多，成了主流。而其中这种表层形态分析的文章也不少见。

　　形态学方法并不过时，更非不可使用。关键在于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已经认识到这种方法的局限和弊病。学术研究应当是多路向多层面的，每个研究者都可以选择自己的路向和方法，但是如果形态分析成了整个研究界的主流方法，那对学术发展没有好处。形态分析本身不是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而只是多种学术手段之一。它应当跟更广范围和更深层面的社会和文化研究相结合才有更大的学术意义。至于那种表层形态分析，则够不上当今学术研究应该具备的水准。

　　2.            单线社会文化进化论作为主导

　　近一百年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其后的摩根-恩格斯单线社会文化进化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的意识形态和研究路向。当代的学术研究和发现已经证明了这种进化论的错误，这在国外学术界已经成为常识。在国际上，当代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派本身，都早已抛弃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种过时的单线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之一，就是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认为社会和文化是发展变化的。理论应当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必须根据社会变化随时修正旧有的理论。固守旧有理论并认为它万世不变不得违背，这本身就已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我曾在不同的演讲和文章中多次提到过（见上述征引文目），包括1997年在西北师大的一次讲座。但可惜这些都没有引起中国内地同行们足够的注意，内地学术界主流对这一问题至今避而不谈。在当前的花儿着述中，可以看出单线社会文化进化论仍然是一种主导理论。例如，研究者们普遍地把花儿会和花儿文化中的婚恋习俗看作是“原始社会群婚制的残余”；而这种结论的得出，都是以摩根-恩格斯的婚姻家庭进化论作为不可置疑的预设前提，从理论到理论地推论出来的，没有任何实证的支持。

　　3.            研究者的救世情结

　　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影响加上最近几十年的政治影响，使中国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即：学者们以自己遵从的政治和道德评判标准去评判研究对象，据此将民俗区分为良俗与陋俗，并且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对自己以为的社会文化中的“坏现象”深感忧虑，认为自己不但要研究民俗文化，而且还要干预民俗文化的发展，努力地企图引导民俗和文化向自己认为“健康的”方向发展。这实际上是把自己置于研究对象之上，认为自己有责任、有能力也有可能做这样的救世主。多少年来，中国的许多学者一直背负着这种沉重的责任感身体力行，没有意识到正因如此，自己可能已经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反动力量。

　　在现有的花儿文章中，不难发现上述救世情结。例如，在对当前花儿文化的观察中，有些研究者敏锐地看到了当代科技、经济、商业和旅游对花儿活动的介入和影响，但她/他们没有从学术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研究，而是对此表示忧虑，甚至呼吁社会对此加以干预或阻止，个别学者甚至呼吁政府立法、以法律手段干预民俗文化的发展，却没有分析研究她/他们自己的标准、评判和做法是否有问题。

　　三、    当代理论的应用问题

　　前面说过，由于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现在国内学界对于国际上的当代理论已经不再陌生。这在近几年的花儿研究着述中也有所表现。但是在这些理论的应用上，我想指出下面两个问题。

　　1.            深描方法的应用问题

　　现今国内不少学者已经熟悉并且运用当代阐释人类学的基本理念，在对地方文化现象的个例研究中不再试图发现所谓“普遍规律”或试图总结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理论，而是学习地方性知识、阐释地方文化，以增加人类对这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的了解。阐释人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深描方法。这些我曾撰文介绍过（例如2002）。所谓深描，就是研究者通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和体验，剥笋式地对研究对象作层层深入的细致描述，以便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做出分析研究而得出结论。

　　现有的花儿文章中，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为基础的研究论文不多见，接近当代人类学深描水准者为数很少。最常见的一类是仅仅对花儿和花儿会的一般性介绍和浅层情况描述。这样的文章固然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资料，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既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实地调查报告的标准，更不能算是研究论文。有些浅层描述的文章，从内容看得出其作者曾经亲自观摩过花儿会，但却没有做过比较全面的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可能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现有的花儿着述中，全部或大部分使用二手资料的情况很常见。

　　这种情况至少引出了下列两种对研究进展不利的后果：

　　其一：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现象时有所见。

　　其二：现有花儿论文中，大量的是完全或基本上只从已经收集到的花儿歌词中分析和寻找历史、语言、民俗、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线索而得出结论的。当然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在文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研究中早就有人使用。目前的问题在于，花儿研究中大量的文章都只采用这一方法，而以实地调查为手段、以花儿活动本身及相关的社会现象为依据的研究却相当之少。近年来开始有大专院校人类学系和社会学系的师生加入了花儿研究的队伍，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按理说，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应当是对花儿这种民俗活动或现象进行深入全面的社会调查和实地考察，然后根据调查所得进行案头分析研究，有所发现而得出结论。但在现有的花儿着述中，我却发现哪怕是人类学或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发表的文章，也只有极少部分是那么做的，而绝大部分却只是从现有歌词上来考证民俗、文化、经济或社会的历史或现状。有些文章的题目看起来很像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但一读到文章的具体内容，却令人失望地发现那只不过是对花儿歌词的考证。这样的工作，文学研究者就可以做，而且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也就一直有文人学者在做着。当今受过专门人类学或社会学训练的学者加盟花儿研究，不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却循着前辈文人的老路继续走下去，这不叫多学科参与，也不叫跨学科研究，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说是研究人力资源的浪费。我期望这种情形能够尽快改观。

　　2.            理论与运用脱节的问题

　　从近几年的花儿研究着述中，可以看出有人已在努力借鉴当代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理论。但是其中也有一个明显问题。即：理论是搬来了，但是在这些理论的运用上显得肤浅、苍白无力，不知道如何将这些理论结合到具体的花儿研究中来。有些文章从其标题看，好像是运用当代理论与方法进行的研究，但在实际内容上，理论与花儿实践的研究二者并没有融到一起。作者在文章中先说理论，说完了之后，再说花儿实例，二者割裂，看不出这理论是如何被运用到实例研究之中。比如有些论文，从题目看，所研究的是花儿与它所生存的大文化空间、大社会背景的深层关系，从历史渊源直到现状。这看起来很符合当今学术界的潮流，符合当代研究的广阔角度和跨学科视野。但是文章的实际内容，却是大篇幅地介绍当地甚至全国全人类的文化、社会和历史情况，貌似视野广阔。介绍之后，再谈花儿歌词或活动本身，至于那些大社会大文化大历史的情况是如何与花儿直接联系的，却论述得苍白无力，缺乏说服力，而且使用的是二手资料，没有或很少自己调查的结果。更糟糕的情况则是对当代理论的误解。例如有的论文题目是花儿跟女性研究，选题貌似新颖，引人注目，因为社会性别研究和女性研究及其理论都是当前学术中的热门话题和理论。但是读完文章，却令人大失所望，其内容跟当代理论沾不上边，作者所持的观点是过时的弗洛伊德理论和单线进化论。

　　这类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对当代思潮和理论一知半解，不知如何将它们运用到对花儿现象的实际研究中；另一方面是研究者缺乏第一手的调查研究，无法对自己所研究的花儿现象作出深描，研究没有坚实的基础。

　　四、    研究的选题与视角仍嫌不够广泛

　　最后我简略地再谈一点：目前的花儿研究虽然比过去范围扩大了，但跟花儿研究以外的当代学术界的进展相比，花儿研究的选题与视角仍嫌不够广泛。当前学术界关心的许多理论课题其实在当今的花儿文化中都能找到实例的，例如后现代现象、后殖民现象、全球化影响、社会性别（例如女性课题）、族群族性及文化认同、人口迁移与文化变迁等等。我这里所说的实例，不仅仅是花儿歌词中的表现，更主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花儿活动和花儿现象中的例子。但可惜这些实例还没有多少人去关注、调查和研究，这一方面的论文少而又少。此外，跟当前花儿活动直接相关的政治、科技、经济、商业化、旅游业等方面的研究仍然极少见或完全未见。比如，大家都知道如今花儿已经成为大众传播媒体中的一个常见节目，花儿不但已经进入广播、电视、录音、录像、电脑、互联网、CD、VCD、DVD的领域，而且这些当代科技和媒体也同样地进入了花儿和花儿会的领域。花儿跟当前的政治、科技、经济、商业、旅游以及全球化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但是，在现有的花儿着述中，提到这些现象的着述却很少，以这些现象之一做专题性的深入调查研究的着述我就没有见到。花儿研究的领域实在是广得很，课题多得很，如果我们充分注意到这些，花儿研究应当不至于再山穷水尽、走入低谷吧？

　　我希望上述思考能对花儿研究有些帮助。不当之处请同行们指正。

　　注释

　　1 这里附带谈一个有关的例子。国内一位同行，曾经未征得我的同意就把我在国外发表的一篇花儿论文节译为中文在国内发表。译文不但完全略去了原文的重点内容，而译出的部分也是错译很多，致使译文跟原文原意大相径庭，面目全非。这位同事虽说是好心办坏事，但这做法不但违反了版权法，而且给我这原作者的学术声誉造成了损害，同时对国内读者也造成误导。可谓一举三失。这一实例说明，国际学术交流不能只凭善良意愿而不顾学术规则，这是必须提出与国内同行们共同注意的。

　　（此稿为杨沐在第一届花儿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征引文目

　　杨沐

　　1997:〈当代人类学与音乐研究二三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页25-31，38。

　　1998:〈当代人类学中有关音乐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页6-15。

　　2000:〈中国音乐形态理论建设与汉族中心论问题〉，《音乐研究》第1期，页87-93。《中国人大社会科学情报中心：音乐、舞蹈研究》第4期，页4-11。

　　2001a:〈后现代理论与音乐研究（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页3-14。

　　2001b:〈后现代理论与音乐研究（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2期，页 41-51。

　　2002:〈回顾结构主义〉，《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页47-55。

　　2003a: “Ethnomusic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A Critical Commentary.”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 Vol. 36: 1-38.

　　2003b: “Antropología de la música en China ― Un studio critíco.” Desacatos (Mexico). Vol. 12: 2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