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然两截的思想和艺术——重读老舍

丁帆

今年是老舍先生诞辰百周年，人们对他在20世纪的文学贡献似乎

是愈来愈看涨，但回眸他的一生与创作，窃以为可谓断然两截。它们

以1949年为经渭分明的临界：一截是“小说”的老舍，一截是“戏剧”

的老舍。

从1923年开始的《小铃儿》的小说创作，到1948年完成的千古绝

唱式的煌煌巨著《四世同堂》，是老舍在吮吸了五四的人性和人道主

义营养之后，以一种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悲悯情怀，去抒写底层人民

苦难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漫长过程。与那些喝过“洋墨水”的自由

派文人作家所不同的是，老舍更能切近真实生活的现实，更具有人生

色彩的平民意识，更怀有自觉的悲剧审美意识。虽然他于1924年赴英

国伦敦大学讲学期间所创作的三部早期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

《赵于曰》、《二马》中的平民意识尚未进入一个较为自觉的层面，

其写作视角中明显地掺杂着另一种西方文明的参照系，时而露出了

“绅士相”，以西人之幽默洞悉阿Q式的国人灵魂，然而，对市民阶

层的关注已然成为他命定的书写情结了。如果从老舍1929年在回国

途中路经新加坡时写就的长篇小说《小坡的回忆》算起，到《四世同

堂》的脱稿，二十年间，他几乎是在疯狂地写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创作如此之丰，是无人可比的。对于这样一位长篇小说的圣手，

长久以来我们不仅对其《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

驼样子》、《文博士》（可惜的是1930一1931年间毁于战火的长篇

《大明湖》成为我们认识老舍思想和艺术环链的断裂带）等长篇创作

做了浅表性的阐释和历史的误读，而且，即便是对像《骆驼样子》和

《四世同堂》这样的鸿篇巨制的理解，文学史亦过多地渗透着当下的

曲解。现在是到了应该进行历史重新定位的时候了。

无论如何，《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这两部长篇小说已经成

为20世纪的文学经典之作（虽然像《月牙儿》和《断魂枪》这样的优

秀短篇创作同样可以显示出老舍小说创作的功力，但它们一直被悬

置在文学史“正册”之外），但是经过几十年文学史的反复“言说”，

它们在特殊的语境中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模态。《骆驼祥子》之所

以能够被文学史反复吟诵，恐怕是需要它完成一次向旧世界控诉的

文学史使命，而其一渗透着对人性，乃至于对民族劣根性的近乎于黑

色幽默的讽刺，对民族人文环境的悲剧性的自嘲，以及作家在确定这

一性格典型时的某些缺失，我们却都熟视无睹，忽略不计了。“一叶

障目，不见泰山”，我们只从他的平民意识中发掘到他的世界观和立

场，却放弃了或有意忽略了与其遥遥相对的人性力量和人文理想的折

射。

同样，像《四世同堂》这样百万言的长篇巨制，我们的文学史叙

述仍然定位在它的平民意识上，定位在“强烈的控诉”的思想框架中，

这难免就降低了小说的人文内涵和艺术内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部小说1949年曾在美国节译出版过（书名为黄色风暴），被誉为不

知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出版的最好的小说之一，也是在美国同

一时期所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参见《美国文坛对老舍及其（四

世同堂）的评论》，《文学研究参考》1986年第1期）。我不勺道缘

间在！949年老舍的这翻长篇会在美国受圣1欢迎，或许其中隐含的

更多的是超越政治的人性理解和艺术理解，作为沦陷区文学的成就，

老舍并不像我：林林总总的文学史阐释，只是站在狭义的爱国主义

（有时是民族主义的代名词）立场上书写民族的痛史、恨史、愤史，

而更多的是对人性与人的灵魂的解剖与鞭挞。在悲悯的同情中，老舍

更暗藏着一种“杀机”。

一种杀戮人的灵魂，并为之进行清洗的初衷，恐怕这是文学史很

少作出解释的。停滞在阶级本位的分析层面，显然是过低地估计了小

说本身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是，老舍一生善结三教九流的朋友，尤

其是下层的劳动人民，这成为他写作小说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生活资

源，同时也是他对中国文化进行思考的资源之一，这本来是停留在创

作无意识层面的自觉，解放后其作品中的许多描写对象却都与“工农

兵”对上了号。其实，当时连同老舍先生个人在内的文学史言说，遵

循的唯一方向就是“工农兵方向”。

老舍为什么最后自沉太平湖？我以为其悲剧多半是由自身思想的

脆弱而经不起诸语权力的诱惑而导致的。为什么老舍建国后掇笔不写

小说而改为写戏剧呢？这不仅仅只是一个体裁的转换问题，更重要

的是，它是老舍人生思想和艺术的一次重大转换！

在戏剧创作领域内，老舍真的“粉墨登场”了。然而，他并不知

道等待他的最后一幕是严酷的精神悲剧。

新中国隆隆的礼炮迎来了二大批欲为新政权效力的艺术家，与其

他国统区的作家心态截然不同的是，老舍以为自己是这个新政权的当

然代表者之一，其心态是十分愉悦的：“跟延安、国统区来的许多作

家心态不一样，老舍心想自己是穷人出身，没上过大学，亲戚都是贫

民，在感情上觉得跟共产党有天然关系，跟新政权是一头的。一些作

家受到精神压力，谨慎小心，有的做投降状，生怕自己是否反映小

资情调？是否背离党的要求？而老舍没有顾虑，如鱼得水。”（1998

年10月31日对舒乙的采访，转引自陈徒手《花开花落有儿回？》，载

《读书》1999年第2期）正因为带着这样的心态跨人了新中国文学的

舞台，并一路春风地走完了50年代，在鲜花和掌声的呵护中，老舍能

自持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回顾建国后十七年的戏剧舞台，恐怕绝大部分作品都要被21世纪

现代文学史的叙述所忽略。十六年间，老舍先后创作了二十多部剧本，

可谓竭尽自己的心血来塑造“新人”，但此间他只能留下一部戏（除

《骆驼样子》的改编外），那就是被曹禺誉为“经典”，被老舍本人

认为“那就配合不上”政治任务的唯一有深刻思想文化内涵和艺术审

美价值的绝唱——《茶馆》。

老舍以十万分的热情去塑造新人的同时也试图塑造自身新的生活。

从表面上来看，老舍仍然是以平民视角来完成创作，但实际上为一个

个既定政治目标服务的立场和出发点已偷偷改变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

的客观视域。《茶馆》之所以成为老舍的“绝唱”，甚至是十七年

文学的“绝唱”以及“阶级斗争风暴”中唯一的一例“出轨”之作，

它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老舍和当时的政治保持了一段历史的距

离。我始终不能参透的是，这是否是老舍先生在那歌舞升平一派狂热

之中的清醒！连扮演松二爷的黄宗洛也难以理解这样出格的事：“一

九五八年大家一块疯狂，以为共产主义马上要来到了。在这时候把

《茶馆》排出来是一个邪门的事。”（引文同上）虽然〈茶馆》几经

修改，突出了“新旧对比”的主题内涵，但却不能掩盖其人性的内涵

和艺术的光华。

老舍的悲剧在哪里？

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知识分子，老舍用属于自己大脑支

配的笔写出了无愧干20世纪的许许多多的鸿篇巨制，长篇和短篇，乃

至中篇小说创作成为老舍灵魂真正的也是最后的文学史归宿；而其着

力希望扮演一个“好演员”而为之奋斗不己的“戏剧人生”则在他的

脸上留下了几团白粉。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灵魂悲剧。倘使老舍活到

80年代，相信他会和巴金一样去反思的。当急风暴雨来临时，老舍

还企盼能够用忏悔的意识来获得用别人大脑去创作的仅有的话语权力。

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真正的灵魂悲居所在，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又有谁能够逃脱这思想罗网呢，可悲的是老舍像无数试图忏悔的知识

分子一样，为获得思想批判的豁免权而低三下四地说：“他们不晓

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

看我多有用啊……”（引文同上）我佩服那种魔力，它能够使一大批

吮吸过五四营养的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改变自己的人格和信仰！

老舍留下的最大悲剧是什么？我以为就是他在自己思想和艺术

的变异轨迹过程中，乐意被文学史的“言说”所强奸，至死没有弄清

楚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悖离自我的创作道路。但是，有一点他是清楚

了，这就是他认识到那个曾经给过他巨大荣誉的话语霸权的象征物始

终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悲剧就在这

里，到了最后，上面仍然认为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别人还是不相信他，

只能自己死掉。”（引文同上）历史记住了1966年8月24日这一天。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