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历史简介|语文综合知识

宋朝（960年―1279年）分为两个阶段：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

宋朝国祚

宋太祖赵匡胤是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个前侍卫长一下子变成了皇帝,对他内心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为防止黄袍加身再一次发生。他专门设计了一套军事制度这套军事制度的核心就是防止武将拥兵自重,赵匡胤设计的军事制度非常错综复杂,总的来说,武将没有调兵权,也不能带兵,只能在发生战事的时候临时统领,并且结束后要立刻交出兵权。所以,终宋一代,最高军事权力机关几乎没有掌握在专业人士手中。这样的军事制度虽然造成宋朝军事上积贫积弱不敌邻国，但站在巩固“赵氏”江山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军事制度是正确的，后来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赵匡胤想法，整个宋代没有发生过一次军事政变，武将造反的事，因为没有军事政变和武将造反，宋朝的国祚对比起中国其他王朝的国祚来说是比较长的，宋朝历十八帝三百二十年。而中国其他王朝的国祚一般都比较短，宋朝的长国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例外。

国号释义

后周恭帝继位后，命赵匡胤为归德节度史，归德军驻扎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次年，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即位，因其发迹在宋州，故国号曰“宋”，定都汴梁（今开封），靖康年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遂亡。徽宗第九子赵构在临安（今杭州）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

北宋历史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宋朝开国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1127年使徽、钦二帝受金人掳去，迫使宋室南迁。到1279年宋朝又在崖山海战中亡于蒙元。但相对而言，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之风气，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也颇有人在。

立国之初

宋朝开国皇帝是赵匡胤，庙号太祖。他本来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由于战功卓著，成为了后周世宗的左膀右臂。世宗死后，继位的恭帝年幼，赵匡胤于是有了称帝的野心。显德七年春节，赵匡胤的党羽制造辽国进攻的假情报，当时的宰相范质急令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正月初三，赵匡胤抵达陈桥驿，当日夜里他酣睡之时，被手下黄袍加身，三呼万岁，拥戴为天子。后周官僚得知后已知无力回天，只得面对现实。周恭帝被迫逊位。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与开宝二年（969年）十月，宋太祖收揽兵权，（历史上流传处“杯酒释兵权”的戏剧性学说），将手握重兵的将军与地方官吏的武将军权予以剥夺，委以虚职，并改以文官带军，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将领所管辖的士兵甚至不认识将领的事情屡见不鲜，宋朝因此得以免于出现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这也导致宋朝在军事上长期萎靡不振，让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败。

宋太祖所面临的另外一项事业就是统一全国。赵匡胤在与赵普雪夜商讨后，决定以先南后北为统一全国之步骤。赵匡胤首先行假途灭虢之计，灭亡了南平和楚。之后又灭亡后蜀、南汉、南唐三国。太祖一心希望统一全国，还设立封桩库来储蓄钱财布匹，希望日后能够从辽朝手中赎买燕云十六州。开宝九年（976年）八月，太祖再次进行北伐。但十月十九日太祖忽然去世，留下“烛影斧声”的历史疑案。其弟赵光义忙于即位，全国统一事业暂告停止。宋太祖弟赵光义即位，庙号太宗。太宗稳固统治地位后，继续国家统一事业，先是割据福建漳、泉两府的陈洪进及吴越钱氏归降，其后再灭亡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太宗不顾大臣反对，趁灭亡北汉的余威，从太原出发进行北伐。起初一度收复易州和涿州。太宗志得意满，下令进攻燕京。结果在高粱河遭遇惨败。此役之后，宋朝的战略便转为被动。雍熙三年（986年），太宗再次北伐，结果又败，著名的大将杨业也在此役中阵亡。之后宋朝在对党项的战争中也多失败，四川又爆发民变。太宗的施政不得不转为重内虚外。太宗本人附庸风雅，喜好诗赋，政府也因此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宋朝重教之风因此而开。太宗还喜好书法，善草、隶、行、篆、八分、飞白六种字体，尤其是飞白体。连宋朝的货币淳化元宝上的字也是太宗亲题。

太宗即位之事颇有疑云，是为“烛影斧声”事件，民间也一直传说赵匡胤是被赵光义害死的。为确保政权的合法性，赵光义抛出其母杜太后遗命之说，即“金匮之盟”。金匮之盟起源于杜太后临终时召赵普入宫记录遗命，杜太后称要赵匡胤死后先传光义，再传光美（后改名为廷美），再传德昭（赵匡胤长子）。这份遗书藏于金匮之中，因此名为金匮之盟。虽然有金匮之盟的说法，但是太宗却先后逼死太祖之子德昭和德芳，又贬黜廷美到房州，两年后廷美就死于谪所。太宗长子元佐也因为同情廷美而被废，另一子元僖暴死，最后襄王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恒。至道三年（997年），太宗驾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继恩等企图立元佐为帝。幸亏宰相吕端处置得当，赵恒才顺利即位，庙号真宗。宋朝也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步入盛世

太宗死后，真宗赵恒接替即位。真宗奉行太宗末年的黄老政治，无所作为。自从雍熙北伐之后，辽朝就经常在宋辽交界处抢劫杀掠，到景德元年（1004年）终于演变成大规模侵宋战争。宰相寇准力主抗战，结果真宗亲征，宋军士气大振，与辽军相持在澶州城下，辽军被迫求和。经过几番交涉，两国议和成功。和约主要内容是：宋每年给辽绢廿万匹，银十万两，双方为兄弟之国。史称该和约为“澶渊之盟”。

后来，寇准渐渐失宠，最终被罢相。真宗开始信用一佞臣王钦若。王钦若擅长逢迎，深知真宗希望营造天下太平的氛围，于是极力鼓吹真宗封禅。王钦若本人也与另外一位宰相王旦联手，在各地制造很多“祥瑞”之象，深得真宗之意。结果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先后三次封禅。这严重损耗了民力。

真宗与皇后刘氏无子。一次真宗偶尔临幸刘氏的一名侍女李氏，结果李氏与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产下一子（赵受益），也就是后来的仁宗。后来刘氏与另外一名嫔妃杨氏共同抚养这名孩子。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真宗正式封赵受益为太子，并改名为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廿日，真宗驾崩。太子赵祯即位，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在仁宗成年前代理军国大事。从此开始了刘太后十六年的垂帘听政时代。

西夏李元昊于大庆三年（1038年）称帝后，宋夏之间爆发了数年的战争，宋军屡战屡败，导致了重熙增币。尔后仁宗任用范仲淹、吕夷简、富弼、包拯、韩琦等能臣推行庆历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国家进入建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但是一些守旧派人物指称这些改革派官吏拉帮结伙，互相吹捧，是朋党。由于仁宗一向最厌恶结党营私，这些官僚后来多被贬为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就此结束。在边疆上，仁宗任用大将狄青，先后弭平了南蛮侬智高的叛乱和西夏的挑衅。

熙宁变法与新旧党争

有“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当开元天宝时”之叹的王安石英宗死后，他的长子神宗赵顼即位。神宗在位期间，宋朝初期制订的制度已经产生诸多流弊，民生状况开始倒退，而边境上辽和夏又虎视眈眈。神宗因此锐意改革。神宗启用著名改革派名臣王安石进行朝政改革，将其任命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包括均输、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马、方田均税等。但是，新法的实行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对新法强烈反弹。加上全国天灾不断，神宗的新法实行的决心也有所动摇。熙宁七年（1074年），北方大旱，一名名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呈一幅流民图，图中景象惨不忍睹，神宗因此受到极大震撼。第二天神宗就下令暂罢青苗、方田、免役等十八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之后得到恢复，但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已经开始不信任。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出知江宁府。后来变法派中的官员吕惠卿肆意妄为。王安石因此回京复职，但是他依然受到保守派的坚决阻挠。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长子去世，王安石借机坚决求退，神宗于十月再次罢免王安石的相位，此后王安石便不问世事。

尽管后人对熙宁新法的评价非常两极，但无庸质疑，新法的推行效果远不如王安石预想。新法的实行虽然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耕地面积，但是却严重增加了平民的负担。熙宁新法在军事上的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军队战斗力无明显改善。加上王安石操之过急，将需要很长时间社会演进才能完成的十余项改革在短短数年内全盘推行，使变法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而且，新法实施到了后期，条文与执行效果相差越来越大，一些措施从利民变成扰民。新法执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也是最后失去民心的原因，变法派中如吕惠卿、曾布、李定和蔡京等都是人品相当有争议的人物。有的更被视为小人。对于这次改革，以“大历史”著称的史学家黄仁宇评论这次变法：“早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概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

王安石被罢后，神宗继续改革事业，号为“元丰改制”。元丰改制虽与熙宁变法并称为“熙丰新法”，但改革力度无法同熙宁变法相提并论。伴随著国力的增强，神宗将焦点转移到外患上。他决心消灭西夏。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神宗开始西征西夏，取得了很大胜利，也大大鼓舞了神宗的信心。元丰四年（1081年）四月，西夏发生政变，神宗借此再次征讨西夏。结果却遭到惨败。神宗因此一病不起。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初，神宗立六子赵佣为太子。而神宗颁布的新法虽然曾短暂被其母高太后废，但不久又陆续恢复，不少甚至沿用到南宋时期。

靖康之耻

宋徽宗是一位天才艺术家，却也是亡国之君。

哲宗没有留下子嗣，死后由他弟弟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徽宗专好享乐，对朝政毫无兴趣。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等。赵佶的生活糜烂，喜好逛青楼。还大兴土木，听信道士所言，在开封东北角修建万岁山，后改名为艮岳。艮岳方圆十余里，其中有芙蓉池、慈溪等胜地。里面亭台楼阁、飞禽走兽应有尽有。徽宗还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门在东南搜刮奇石，是为花石纲，引得民怨沸腾。

尽管徽宗在朝政上毫无建树，但无庸质疑，他在书画上的造诣无与伦比。徽宗的书法和绘画都在中国艺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徽宗独创瘦金体，并重视书画事业。翰林书画院的地位大幅提高，著名画家，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就是其提拔。就连其子赵构也受到薰陶，成为杰出书法家。

建炎南渡

金朝在靖康之难中俘虏了众多的宋朝宗室，康王赵构算是其中的一位漏网之鱼。靖康二年（1127年），赵构从今天的河北南下到陪都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为南宋高宗，改元建炎。之后，赵构一路从淮河、长江，到杭州恢复宋朝，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元年（1131年）正式定都临安，名为“行在”（陪都），实为首都。金朝也一路南扑，直逼临安，高宗无路可逃，只得入海逃避，在温州沿海漂泊了四个月之久。由于南方天候潮湿河道纵横，加上南宋军民的英勇抗战，金主帅完颜兀术决定撤兵北上。在北撤到镇江时，被宋将韩世忠断掉后路，结果被逼入黄天荡。宋军以八千人之兵力围困金兵十万，双方相持四十八日，最后金军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得以撤退，金军又在建康被岳飞打败，从此再不敢渡江。

在南宋“中兴四将”中，最著名的就是岳飞。他通过北伐夺取了金朝扶植的伪齐政权控制的土地。但岳飞功高盖主，又与高宗意见相左，为他之后被杀埋下伏笔。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人再度撕毁和议南侵，由于宋朝军民抗战英勇，金军在川陕、两淮的进攻皆告失败。七月，金将兀术转攻郾城，被岳飞打败，转攻颍昌，又败。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距开封仅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岳飞。以至于金人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并一度打算放弃开封，渡河北逃。但此时高宗连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飞班师，北伐之功毁于一旦。最后，岳飞以莫须有之罪名被害。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与金达成《绍兴和议》，两国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宋每年向金进贡银廿五万两，绢廿五万匹。

高宗任用秦桧为相。秦桧在靖康年间曾主张抗金，后被金人掠去。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桧南返，由于他奉行投降政策，与高宗之意甚合。秦桧归朝仅三月就成为副宰相，八月后又成为右丞相。由于秦桧积极培植党羽，却对议和不甚热心，一年后就被高宗罢免。罢相后的秦桧韬光养晦，侍机而动。绍兴八年（1138年）五月，高宗又任命秦桧为右丞相。秦桧上台后，迫害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官员，联姻外戚，结交内臣。高宗对于秦桧的行为也只是默许。后期由于秦桧权势太大，引来高宗的警觉。例如高宗亲下命令，使秦桧的孙儿失去状元。秦桧的权势日渐下降。绍兴廿五年（1155年），秦桧病重，他又策划让其子接替相位，被高宗否决，不久就一命呜呼。

秦桧死后，高宗一方面打击其余党，一方面重用投降派官员。高宗没有生育能力，因此他从太祖的两名后裔赵瑗和赵璩中选择继承人。最后赵瑗胜出。绍兴卅二年（1162年），赵瑗被立为太子，并改名赵慎。绍兴卅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被虞允文在采石击退。此事让高宗萌生退意。绍兴卅二年六月，五十六岁的高宗下诏退位，太子赵慎即位，是为孝宗。他自己则称太上皇，居德寿宫，高宗成为太上皇后，纵情享乐，花费巨大。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八日，高宗逝世。

偏安江南

内忧外患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去世。理宗终于摆脱了史弥远的阴影。次年，理宗改元端平，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理宗将史弥远旧党尽数罢斥，朝政一度得到了改观。同时在北方，金朝正面临蒙古的步步紧逼，面临亡国。朝中的对外政策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联蒙抗金；另一派认为应该铭记唇亡齿寒之道理以及海上之盟的教训，援助金朝，让金成为宋的藩屏。

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使来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当朝大臣大多赞同，只有赵范反对。理宗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诺灭金之后将河南还给宋朝。但是这只是口头协定，没有留下书面协定，因此埋下了后患。金哀宗得知后，也派使节来宋朝陈述厉害，希望联合抗蒙，但被理宗拒绝。理宗任命史嵩之主管灭金事宜。

绍定六年（1233年），宋军攻克邓州。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被攻克，金哀宗自缢，金朝灭亡。宋将孟琪将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理宗将金哀宗遗骨供奉于太庙，以告慰徽、钦二宗在天之灵。

宋朝灭亡

宋朝疆域与政区

政和元年宋辽夏对峙图宋因五代之旧，建都开封，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的分裂局面。宋朝与辽国的疆界长期稳定在雁门山-大茂山-白沟一线。由于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屏障，朝廷只能在边界上广植柳树。在与西夏的作战方面，宋神宗力图开扩疆土，取得了绥、熙、河、洮、岷、兰等州。哲宗时又进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怀德军又被西夏所取。建炎南渡之后，宋朝领土仅限于秦岭淮河以南、岷山以东地区。宋朝也在与大理交界处设立了黎、叙、泸、黔、邕等州。

宋朝汲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一级行政区划改为“路”。至道三年（997年）始定为十五路，包括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广南东、广南西五路。咸平四年（1001年）分西川为利州、益州二路，分峡路为夔州、梓州二路。天禧四年（1020年）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西二路。熙宁五年（1072年）分京西路为南北二路，分淮南路为东西二路，分陕西为永兴军、秦凤二路。之后又将河北路分为东西二路，分京东为京东东、京东西二路。崇宁五年（1106年）又将开封府升为京畿路。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盟约，约定灭辽后宋得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结果后来并未设置。建炎南渡后，宋朝设立两浙东、两浙西、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南、荆湖北、京西南、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福建、广南东、广南西十六路。宋朝的行政区划设置与地方政治制度可谓重内轻外，中央高度集权。虽然避免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导致地方防务贫弱，也让终宋一代外患不止。

宋朝人口

宋初年仅有户650万左右。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年―1085年）年间，全国有户1，600万。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有户2，000万（实际各路相加为1，730万）。而根据今人研究，认为宋大观三年户数达2，088万，人口约11，275万。女真南侵后，中国再次出现了北方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金主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根据估计，南宋在人口峰值阶段，全国人口达到8，500万。若以绍兴卅二年（1162年）与崇宁元年比较，两浙路户口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夔州府路增加14万户。宋朝的城市人口大量增加，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50个，其中临安人口过120万，开封人口过10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城市。

在人口分布上。北方各路中以京畿路人口最集中，元丰期间有户23万，崇宁时有26万。而永兴军路则有户100万。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府也有户23万。这两路人口集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宋朝对西夏的抗战中这些地方处于前线有关。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两浙、江南东西、福建四路。这四路人口达到571万，占南方人口的一半。其中两浙路最多，达到197万。江南西路户口则有166万、江南东路则有101万。福建路有106万。淮南东西路共计达到130万。川峡四路总计有200万户、荆湖南北路总计有140―150万户，广南东西路仅80余万户，京西南路有40万户。（以上数字均为崇宁年间统计）

政治军事赋役制度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剥夺权利。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

经济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ũҵ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万七千五百余顷。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1]。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苏州）为代表，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或“苏常熟，天下足”（指苏州和常州）之称。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2]，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塘术的专著：王灼著《糖霜谱》[3]。

手工业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州的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弟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其中钧瓷以神奇的窑变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产量而位居宋瓷之冠。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会子危机

海外贸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4]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现在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南宋时期，宋朝在与金和大理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

南宋官员卫生间水准不输写字楼

闲翻《南宋馆阁录》，南宋官员的工作条件更是了得，秘书省还设有浴室呢：“国史日历所在道山堂之东，北一间为澡圊、过道。”注文进一步说明：“内设澡室并手巾、水盆，后为圊。仪鸾司掌洒扫，厕板不得污秽，净纸不得狼藉，水盆不得停滓，手巾不得积垢，平地不得湿烂。”

南宋以杭州为首都，江南湿热且水源丰富，因此社会上下都有爱洗澡的习惯，临安城里营利性的澡堂就很多，以至形成了独立的一个行业―――“香水行”（《都城纪胜》）。至于私人在家中洗澡更是普遍而平常的事情，特别是夏天不停出汗，一天里至少要浴身一次。宋词中，美滋滋形容夏日“晚浴”后心身舒爽状态的妙句比比皆是。因此，官署中设澡堂也不过是社会普遍风气的反映，原不足怪。

更有意思的一点，在这里，是前为浴室、后为厕所（“圊”），方便之后洗手用的水盆、毛巾是安置在浴室里，官员们如厕之后，要到浴室里完成洗手的程序，如此的空间安排，居然与现代居室当中的卫生间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啊！

专门配备水盆、手巾在厕所旁边的浴室里，也说明，当时的人，至少有教养阶层的人，有便后洗手的习惯―――实际上这一习惯早在晋代就已确立。“净纸不得狼藉”更说明当时普遍地以纸来拭秽，而且，厕所里总是整齐地备有“净纸”供前来的人使用，这样的卫生观念搁到今天也不落后啊。管理规则也清楚而严格，要求“仪鸾司”的杂工随时维持“卫生间”的清洁，不许懈怠：浴室里，官员洗澡之后，地面上不得留有积水、泥污；厕所里，坑位两旁的木板不得残留屎尿秽迹；净纸被如厕人碰乱之后，也要随时重新码放整齐；当时，洗手会使用有去污效力的澡豆，因此，用过的水盆里就会有澡豆末的沉滓，必须立刻换为清水；擦手巾一旦弄脏，也要即刻更换。这简直赶上今日写字楼里的卫生管理了嘛！

科技

两宋时期，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推动之下，科学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别的且不说，就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其中的三项―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就是在两宋时期完成或开始应用的。讲到两宋科学技术时，人们还常常提到沈括及他的《梦溪笔谈》。如李约瑟博士把沈括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然而，在两宋时期的科学技术成就，决不仅仅是三大发明，沈括及其《梦溪笔谈》。如数学方面，两宋时期可谓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如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比西方早了近800年，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和一次同余式的解法要比西方早500余年，高次有限差分法要比西方早400余年等等。贾宪、秦九韶、杨辉等数学家，堪称中国数学发展史上的杰出代表人物。至于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两宋的成就也令人瞩目。

TAG:宋朝 中国历史 当他看到辽国被金国进攻后，便于重和元年（1118年）春，派遣使节马政自登州渡海至金。双方商议两国共同攻辽，北宋负责攻打辽的南京和西京。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过去宋朝给辽国的岁币改缴金国。此即为海上之盟。但宋朝军队却被打得大败。最后金兵掠去燕京的人口，并克扣营、平、滦三州。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分两路南下攻宋。赵佶吓得立刻传位其子钦宗赵桓。钦宗患得患失，在战和之间举棋不定。后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启用李纲来保卫东京。虽然一度取得了胜利，但是金朝并未死心，二度南下。靖康元年（1126年）九月，太原沦陷。十一月，开封外城沦陷，金军逼迫钦宗前去议和。闰十一月卅日，钦宗被迫前去金营议和，三日后返回。金人要求索要大量金银。钦宗因此大肆搜刮开封城内财物。开封城被金军围困，城内疫病流行，饿死病死者不在少数。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六日，徽、钦二帝被废，贬为庶人。七日，徽宗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另立张邦昌，建立一个名为“大楚”的傀儡政权。徽钦二宗被金人掠到五国城，史称靖康之耻或靖康之祸。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最后两人客死异乡五国城。

尽管徽宗在朝政上毫无建树，但无庸质疑，他在书画上的造诣无与伦比。徽宗的书法和绘画都在中国艺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徽宗独创瘦金体，并重视书画事业。翰林书画院的地位大幅提高，著名画家，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就是其提拔。就连其子赵构也受到薰陶，成为杰出书法家。

建炎南渡

金朝在靖康之难中俘虏了众多的宋朝宗室，康王赵构算是其中的一位漏网之鱼。靖康二年（1127年），赵构从今天的河北南下到陪都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为南宋高宗，改元建炎。之后，赵构一路从淮河、长江，到杭州恢复宋朝，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元年（1131年）正式定都临安，名为“行在”（陪都），实为首都。金朝也一路南扑，直逼临安，高宗无路可逃，只得入海逃避，在温州沿海漂泊了四个月之久。由于南方天候潮湿河道纵横，加上南宋军民的英勇抗战，金主帅完颜兀术决定撤兵北上。在北撤到镇江时，被宋将韩世忠断掉后路，结果被逼入黄天荡。宋军以八千人之兵力围困金兵十万，双方相持四十八日，最后金军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得以撤退，金军又在建康被岳飞打败，从此再不敢渡江。

在南宋“中兴四将”中，最著名的就是岳飞。他通过北伐夺取了金朝扶植的伪齐政权控制的土地。但岳飞功高盖主，又与高宗意见相左，为他之后被杀埋下伏笔。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人再度撕毁和议南侵，由于宋朝军民抗战英勇，金军在川陕、两淮的进攻皆告失败。七月，金将兀术转攻郾城，被岳飞打败，转攻颍昌，又败。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距开封仅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岳飞。以至于金人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并一度打算放弃开封，渡河北逃。但此时高宗连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飞班师，北伐之功毁于一旦。最后，岳飞以莫须有之罪名被害。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与金达成《绍兴和议》，两国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宋每年向金进贡银廿五万两，绢廿五万匹。

高宗任用秦桧为相。秦桧在靖康年间曾主张抗金，后被金人掠去。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桧南返，由于他奉行投降政策，与高宗之意甚合。秦桧归朝仅三月就成为副宰相，八月后又成为右丞相。由于秦桧积极培植党羽，却对议和不甚热心，一年后就被高宗罢免。罢相后的秦桧韬光养晦，侍机而动。绍兴八年（1138年）五月，高宗又任命秦桧为右丞相。秦桧上台后，迫害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官员，联姻外戚，结交内臣。高宗对于秦桧的行为也只是默许。后期由于秦桧权势太大，引来高宗的警觉。例如高宗亲下命令，使秦桧的孙儿失去状元。秦桧的权势日渐下降。绍兴廿五年（1155年），秦桧病重，他又策划让其子接替相位，被高宗否决，不久就一命呜呼。

秦桧死后，高宗一方面打击其余党，一方面重用投降派官员。高宗没有生育能力，因此他从太祖的两名后裔赵瑗和赵璩中选择继承人。最后赵瑗胜出。绍兴卅二年（1162年），赵瑗被立为太子，并改名赵慎。绍兴卅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被虞允文在采石击退。此事让高宗萌生退意。绍兴卅二年六月，五十六岁的高宗下诏退位，太子赵慎即位，是为孝宗。他自己则称太上皇，居德寿宫，高宗成为太上皇后，纵情享乐，花费巨大。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八日，高宗逝世。

偏安江南

孝宗即位后，改革朝政，力图恢复，宋朝相对进入到一个兴盛时期，孝宗平反岳飞冤南宋疆域狱，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孝宗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北伐虽然一度胜利，但由于各路将领不和加上轻敌思想，北伐历时仅廿日就告失败。之后，孝宗不得已与金和谈，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正式签定和议，史称隆兴和议。但孝宗仍然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继续整顿军备。不过由于虞允文等一批主战派将领的辞世，最后北伐事业不了了之。在内政上，孝宗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总体说来，宋朝的内政形势有所改观。高宗死后，孝宗对政治日益冷感，最后决定让位于其子赵惇，也就是光宗。然光宗即位不久就患了精神疾病，加上他对自己非常不孝，让孝宗十分伤感。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孝宗去世。

光宗性好猜忌，非常不信任其父孝宗的周遭大臣，因此他即位两年后就日渐疯癫。绍熙五年七月，孝宗病死后，光宗竟然不服丧。临安城内混乱不堪，局势不稳。宗室赵汝愚和赵彦逾便开始秘密策划立新君。最后，太皇太后下诏，光宗被奉为太上皇。他的儿子赵扩即位，是为宁宗，改元庆元（1195年）。六年后，光宗去世。史载宁宗“不慧”，智商低下。宁宗一朝都被两名权臣——韩侂胄和史弥远操控。尽管宁宗智商低下，但总体而言尚算一名忠厚之主。

内忧外患

宁宗初期，赵汝愚任宰相。赵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于皇室任职宰相本就不合礼法，加上韩侂胄煽风点火，最后他被罢去相位。但是，民间依然十分怀念他，临安城门上每天都有悼念的诗文。韩侂胄为了彻底清除赵汝愚的影响与排斥异己，假借学术之名，制造庆元党禁。将理学称为“伪学”，而朝中信仰理学的大臣又多反对韩侂胄。韩侂胄借此将信仰理学的士大夫全部赶出政府。

庆元六年（1200年），韩侂胄见理学已构不成威胁，便解除党禁。但是，党禁不得人心，为了笼络士人，韩侂胄又借北伐的名义蛊惑人心。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贸然进行北伐，结果很快就遭到了失败。北伐的失败让韩侂胄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政敌史弥远借此与主和派和韩的反对派集结成联盟。而金人又以杀韩侂胄作为和谈条件之一。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史弥远等伪造密旨，将韩侂胄杀死。从此之后开始了史弥远专政时期。史弥远与杨皇后勾结，大权独揽。

宁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于是他立沂王的儿子赵竑为太子。赵竑对史弥远的专政非常不满。因此史弥远废赵竑太子之位，改立赵昀为皇位继承人。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三日，宁宗去世。赵昀接替即位，是为理宗。但是，史弥远继续其的专政，而赵昀也奉行韬光养晦的策略。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去世。理宗终于摆脱了史弥远的阴影。次年，理宗改元端平，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理宗将史弥远旧党尽数罢斥，朝政一度得到了改观。同时在北方，金朝正面临蒙古的步步紧逼，面临亡国。朝中的对外政策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联蒙抗金；另一派认为应该铭记唇亡齿寒之道理以及海上之盟的教训，援助金朝，让金成为宋的藩屏。

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使来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当朝大臣大多赞同，只有赵范反对。理宗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诺灭金之后将河南还给宋朝。但是这只是口头协定，没有留下书面协定，因此埋下了后患。金哀宗得知后，也派使节来宋朝陈述厉害，希望联合抗蒙，但被理宗拒绝。理宗任命史嵩之主管灭金事宜。

绍定六年（1233年），宋军攻克邓州。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被攻克，金哀宗自缢，金朝灭亡。宋将孟琪将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理宗将金哀宗遗骨供奉于太庙，以告慰徽、钦二宗在天之灵。

宋朝灭亡

宋端宗赵祐和赵昺被元朝军队相逼南逃避难，途经香港九龙半岛一块估计约有300公吨的巨岩休息，后来附近的民众在那块可以容纳50多人的巨岩上，刻上“宋王台”三个汉字。金朝灭亡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理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光复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下诏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复南京。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粮草不济，贻误战机，宋军进攻洛阳时被蒙军伏击，损失惨重。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宣告失败，宋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大量精兵与物资付诸流水，也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借口。端平入洛之后，理宗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政大坏。理宗两子早夭，因此最后理宗择其弟赵与芮之子赵祺为皇储。由于赵祺其母曾在怀孕期间服用过堕胎药，因此赵祺先天不足。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诏立赵祺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廿六日，理宗去世，赵禥即位，是为度宗。

赵禥即位后不理朝政，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右丞相贾似道因此擅权。贾似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终日在葛岭别墅中与妻妾玩乐，由于他好斗蟋蟀，时人称他为“蟋蟀宰相”。他禁止让前线战事让度宗了解。襄阳、樊城被围三年后，度宗才得知此事。端平二年（1235年），蒙军首次南侵，被击退。蒙军并不甘心失败，于次年九月和第三年两次南侵，其前部几乎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度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孟拱、孟瑛、余玠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不得不企图绕道而行。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征战合州时受宋军的流矢所伤因而死于军中。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消息后，立即准备撤军以便夺取大汗之位，贾似道借机派人与忽必烈议和，以保太平。这样忽必烈直接返回北方自立为汗。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中原建国号为元。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九日，度宗去世，终年35岁。

度宗去世后，其长子赵显即位。当时，宋朝的统治已进入瘫痪状态。德祐元年（1275年）春，元军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威逼建康，长江防线崩溃。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贾似道能出征，结果宋军大败。贾似道被贬，在赴任途中被监押官郑虎臣所杀。德祐元年十一月廿日，常州沦陷，元军举行大屠杀。不久平江也告沦陷，临安人心惶惶。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临安城里举行受降仪式，赵？正式退位。但赵？之弟赵昰和赵昺被大臣保护逃出临安。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但是，小朝廷内部斗争不断，景炎元年十一月，蒙军逼近福州，十一月十五日，朝臣陈宜中、张世杰护送赵昰和赵昺乘船南逃，从此小朝廷只能海上行朝。景炎三年（1278年）春，小朝廷抵达雷州。四月十五日，年仅十一岁的赵昰去世。陆秀夫与众臣拥戴赵昺为帝，改元祥兴（1278年）。在元军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迁往崖山（即今天的广东新会）。元军在南宋汉人叛将张弘范领军紧追在后，对崖山发动总攻，宋军无力战斗，全线溃败。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世人不耻张弘范，特于此立碑“宋张弘范灭宋于此”嘲之，宋朝到此宣告彻底灭亡。崖山海战极为惨烈，战后，有十万人自杀殉国，海上都是尸体。身在元营的文天祥亲自目睹惨状，作诗云：“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

宋朝疆域与政区

政和元年宋辽夏对峙图宋因五代之旧，建都开封，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的分裂局面。宋朝与辽国的疆界长期稳定在雁门山-大茂山-白沟一线。由于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屏障，朝廷只能在边界上广植柳树。在与西夏的作战方面，宋神宗力图开扩疆土，取得了绥、熙、河、洮、岷

上一页[1]TAG:宋朝 中国历史 、兰等州。哲宗时又进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怀德军又被西夏所取。建炎南渡之后，宋朝领土仅限于秦岭淮河以南、岷山以东地区。宋朝也在与大理交界处设立了黎、叙、泸、黔、邕等州。

宋朝汲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一级行政区划改为“路”。至道三年（997年）始定为十五路，包括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广南东、广南西五路。咸平四年（1001年）分西川为利州、益州二路，分峡路为夔州、梓州二路。天禧四年（1020年）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西二路。熙宁五年（1072年）分京西路为南北二路，分淮南路为东西二路，分陕西为永兴军、秦凤二路。之后又将河北路分为东西二路，分京东为京东东、京东西二路。崇宁五年（1106年）又将开封府升为京畿路。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盟约，约定灭辽后宋得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结果后来并未设置。建炎南渡后，宋朝设立两浙东、两浙西、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南、荆湖北、京西南、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福建、广南东、广南西十六路。宋朝的行政区划设置与地方政治制度可谓重内轻外，中央高度集权。虽然避免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导致地方防务贫弱，也让终宋一代外患不止。

宋朝人口

宋初年仅有户650万左右。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年—1085年）年间，全国有户1，600万。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有户2，000万（实际各路相加为1，730万）。而根据今人研究，认为宋大观三年户数达2，088万，人口约11，275万。女真南侵后，中国再次出现了北方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金主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根据估计，南宋在人口峰值阶段，全国人口达到8，500万。若以绍兴卅二年（1162年）与崇宁元年比较，两浙路户口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夔州府路增加14万户。宋朝的城市人口大量增加，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50个，其中临安人口过120万，开封人口过10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城市。

在人口分布上。北方各路中以京畿路人口最集中，元丰期间有户23万，崇宁时有26万。而永兴军路则有户100万。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府也有户23万。这两路人口集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宋朝对西夏的抗战中这些地方处于前线有关。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两浙、江南东西、福建四路。这四路人口达到571万，占南方人口的一半。其中两浙路最多，达到197万。江南西路户口则有166万、江南东路则有101万。福建路有106万。淮南东西路共计达到130万。川峡四路总计有200万户、荆湖南北路总计有140—150万户，广南东西路仅80余万户，京西南路有40万户。（以上数字均为崇宁年间统计）

政治军事赋役制度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剥夺权利。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

经济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农业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万七千五百余顷。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1]。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苏州）为代表，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或“苏常熟，天下足”（指苏州和常州）之称。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2]，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塘术的专著：王灼著《糖霜谱》[3]。

手工业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州的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弟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其中钧瓷以神奇的窑变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产量而位居宋瓷之冠。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会子危机

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到干道四年仅七年的时间，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嘉定五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淳祐七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景定五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

海外贸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4]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

上一页[1][2]TAG:宋朝 中国历史 ，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现在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5]。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6]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1064年—1067年）63万贯，到了南宋绍兴（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

南宋时期，宋朝在与金和大理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

南宋官员卫生间水准不输写字楼

闲翻《南宋馆阁录》，南宋官员的工作条件更是了得，秘书省还设有浴室呢：“国史日历所在道山堂之东，北一间为澡圊、过道。”注文进一步说明：“内设澡室并手巾、水盆，后为圊。仪鸾司掌洒扫，厕板不得污秽，净纸不得狼藉，水盆不得停滓，手巾不得积垢，平地不得湿烂。”

南宋以杭州为首都，江南湿热且水源丰富，因此社会上下都有爱洗澡的习惯，临安城里营利性的澡堂就很多，以至形成了独立的一个行业———“香水行”（《都城纪胜》）。至于私人在家中洗澡更是普遍而平常的事情，特别是夏天不停出汗，一天里至少要浴身一次。宋词中，美滋滋形容夏日“晚浴”后心身舒爽状态的妙句比比皆是。因此，官署中设澡堂也不过是社会普遍风气的反映，原不足怪。

更有意思的一点，在这里，是前为浴室、后为厕所（“圊”），方便之后洗手用的水盆、毛巾是安置在浴室里，官员们如厕之后，要到浴室里完成洗手的程序，如此的空间安排，居然与现代居室当中的卫生间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啊！

专门配备水盆、手巾在厕所旁边的浴室里，也说明，当时的人，至少有教养阶层的人，有便后洗手的习惯———实际上这一习惯早在晋代就已确立。“净纸不得狼藉”更说明当时普遍地以纸来拭秽，而且，厕所里总是整齐地备有“净纸”供前来的人使用，这样的卫生观念搁到今天也不落后啊。管理规则也清楚而严格，要求“仪鸾司”的杂工随时维持“卫生间”的清洁，不许懈怠：浴室里，官员洗澡之后，地面上不得留有积水、泥污；厕所里，坑位两旁的木板不得残留屎尿秽迹；净纸被如厕人碰乱之后，也要随时重新码放整齐；当时，洗手会使用有去污效力的澡豆，因此，用过的水盆里就会有澡豆末的沉滓，必须立刻换为清水；擦手巾一旦弄脏，也要即刻更换。这简直赶上今日写字楼里的卫生管理了嘛！

科技

两宋时期，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推动之下，科学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别的且不说，就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其中的三项—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就是在两宋时期完成或开始应用的。讲到两宋科学技术时，人们还常常提到沈括及他的《梦溪笔谈》。如李约瑟博士把沈括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然而，在两宋时期的科学技术成就，决不仅仅是三大发明，沈括及其《梦溪笔谈》。如数学方面，两宋时期可谓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如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比西方早了近800年，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和一次同余式的解法要比西方早500余年，高次有限差分法要比西方早400余年等等。贾宪、秦九韶、杨辉等数学家，堪称中国数学发展史上的杰出代表人物。至于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两宋的成就也令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