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件西南青铜重器看《史记》中“王的盛宴”|青铜|博物馆

　　春秋战国时代，巴的历史虽鲜少见诸史籍，但它却是一个可以与蜀国并称的古国。巴国极盛时期，疆域辽阔，“东至鱼腹（今奉节），西至僰道（今宜宾），北接汉中，南及黔涪（今乌江流域、赤水河流域）”。随着“涪水之滨，巴王之陵”涪陵小田溪巴人高等级墓葬的发掘，巴人和他们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俎”通俗一点来说就是今天的案板。在古代，俎既可以作为切肉、盛肉的案子，也可以做放置祭品的器具，俎常和豆、鼎等组合起来使用，是巴人上层社会中的基本礼器。此件俎豆夹组合出土地于涪陵小田溪墓地。为1俎、8豆、2夹的组合。俎整体形似高柄豆，8件豆大小、形制基本相同，2件夹分置于两件豆内。这是一套祭祀、宴享器物组合，体现了巴人上层社会的餐饮习俗和祭祀礼仪。

　　四、饰虎铜釜（贵州省博物馆藏）

　　对于夜郎，《史记·西南夷列传》开篇即言，“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随着西汉后期，夜郎国灭，其历史逐渐掩埋于尘埃之中，留下了太多的秘密等待后人去探索。今日，随着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和普安铜鼓山为代表的大量遗址的发掘，独特的“套头葬”、铜鼓、铜釜为探秘夜郎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铜釜是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的炊器和容器，讲述项羽背水一战破秦国大军的成语“破釜沉舟”，其中的“釜”就是这种器物。此件饰虎铜釜出土于赫章可乐，个头较大，出土时侧立套于死者头部。器型与巴蜀地区铜釜器型接近。敛口折沿，鼓腹、圜底。肩腹部对称饰一对圆雕立虎，虎头高昂，虎口张开，龇牙长啸，颈部饰一条项圈，项圈上饰贝纹，尾巴上扬卷曲，身体消瘦矫健。虎的造型和巴蜀地区所出虎钮錞于上虎造型风格相似，透露出威严的气度和矫健的力量之美。虎作为一种威武勇猛的动物，在古代常将其视为兽王，“虎符”、“虎将”、“虎帐”、“虎贲”可见其武勇。此铜釜上的饰虎却颈部饰项圈，似透露出虎对墓主人的臣服，更体现墓主人身份高贵，能力超强。铜釜器壁外布满烟痕，可见铜釜不仅作为赫章可乐乙类墓中套头、足的葬具在使用，在死者生前它也作为实用器——炊器在使用。

　　五、猎场面铜贮贝器（云南省博物馆藏）

　　“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古滇国是《史记》“西南夷”诸国中仅次于夜郎的大国。“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随着滇王之印在晋宁石寨山墓地的发掘出土，消失了两千年的古滇国正用滇文化独特青铜器向世人展现这个遥远古国的笙歌宴舞。

　　贮贝器是是滇青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由青铜铸造的专门用以贮藏贝壳的容器。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目前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官渡羊甫头、呈贡夫子庙等地大、中型墓中有所出土。此件贮贝器出土地于晋宁石寨山墓地。由两鼓叠铸而成，为叠鼓形贮贝器。上鼓圆雕卧鹿，下鼓圆雕卧牛。牛不仅是祭祀活动中的祭品——牺牲，也是富有的象征，青铜贮贝器上的牛饰，从一牛到八牛不等，为贮贝器上数量最多的圆雕动物，因其脊背上高耸的肉峰形象，习惯也称之为瘤牛。器盖上铸立体狩猎场面，场面内的主角为一通体鎏金的滇族武士，似为地位较高的主人。贮贝器人物、动物形象雕琢细腻、形象生动，马、鹿、犬皆呈奔跑状，动感十足，体现出紧张的狩猎气氛。

　　六、翔鹭纹铜鼓（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铜鼓是西南青铜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器物，是我国西南和中南半岛最具代表性的铜乐器，常用于宴饮乐舞、集会祭祀等场合。铜鼓的类型多样，可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北流型、遵义型、灵山型、麻江型、西盟型八个类型。广西是铜鼓发现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鼓面是铜鼓的重点装饰部分，常见的装饰纹饰有太阳纹、翔鹭纹、鹿纹、龙舟竞渡纹、羽人舞蹈纹、云雷纹、圆圈纹、钱纹等。

　　此件翔鹭纹铜鼓属于“石寨山型铜鼓”类型，出土于广西西林县，西汉初期此地属于句町属地， 武帝时设句町县，此墓葬及随葬品可能与句町有关。此铜鼓鼓面直径78厘米、通高51厘米， 鼓面中心十六芒， 芒间饰斜线三角纹，六晕，主晕为翔鹭二十只，胸部饰羽人划船纹六组，船形两头高翘，每船各有羽人九个或十一个，多戴长羽冠，其中一人跨坐船头，一人在船尾掌舵，一人高坐于靠背台上，二人执“羽仪”舞于台前。九人一船的有四人荡桨，十一人一船的有五人荡桨，另有一人舞于船尾。船外的一端有大鱼一条，另一端有站立的长喙鸟二只。鼓腰上半饰鹿纹十二组，其中二鹿的九组，三鹿的三组。鼓腰下部饰羽人纹十二组， 每组皆二人，戴长羽冠，翩翩起舞。其中翔鹭纹，或与求雨祭祀、图腾崇拜等有关。

　　（注：图片版权归各文物收藏单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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