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纳奖四黄蛋说开去：艺术家抱团能带来什么

　　Guerrilla Girls由一群隐姓埋名的女性艺术家组成，她们在1984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MoMA）的一场国际绘画与雕塑展上相遇。如今，这群艺术家依然在一起工作，她们用大猩猩的、面具遮住自己的面部，然后以去世的女性艺术家名字作为假名，比如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和安娜·门迭塔（Ana Mendieta）。

Guerrilla Girls在最近重新开放的MoMA外的电话亭上张贴布告

　　上个月，这个小组发起了一项带有挑衅意味的典型举动。她们在最近重新开放的MoMA外的电话亭上张贴布告，要求美术馆“立刻把莱昂·布莱克 （Leon Black）和格伦·杜宾（Glenn Dubin）从董事会中除名，并且贴出壁签来解释原因”。布莱克是MoMA的董事会主席，而杜宾则是该机构的一名董事，他们与杰弗瑞·爱普斯坦（Jeffrey Epstein）有生意往来，后者在2008年被指控性犯罪。

　　萨嘎表示，Otolith小组的工作与黑色音频电影协会（Black Audio Film Collective）有传承关系。这个活跃于20世纪80、90年代的小组由约翰·阿康弗拉（John Akomfrah）、丽娜·高保（Lina Gopaul）等成员组成，他们制作实验性的纪录片，并拍摄聚焦英国的亚裔与非裔的影片。“我们将自己视为这样一个黑人团体，试图让人意识到，应该去除这种强加的种族分类。我们想要自称Otolith小组，这样人们不会再询问我们来自何处，或是以一种过于简单的方式来确定我们的身份。”

黑色音频电影协会

　　策展人查尔斯·埃斯切（Charles Esche）说，共同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作为一个团队进行工作的愿望。“在我看来，特纳奖所代表的是一种姿态，它指出并非一切都可以归结为赢家和输家。这不是教条的左翼主义，而是更适合我们所处时代的东西。”

　　埃斯切是将印度尼西亚艺术团体Ruangrupa选为下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人的评委会成员之一。他们不仅是亚洲人首次执掌这个五年一度的艺术盛事，也将成为艺术团体首次担任这一五年展的策展人。“我相信他们会以不同于往届策展人的方式来处理工作中的压力，并提出新的问题，”埃斯切说道，“这不只是因为他们是团体，还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文化同理心——他们不太会陷入至今仍主导着欧洲文化政治的现代主义的自大陷阱。”

Ruangrupa

　　“英国的艺术世界其实并不欢迎异己之见，”萨嘎说道，“而团体看重的正是辩论和话语，这是他们所固有的特质。这个国家抗拒话语、理论和复杂性。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精英主义。2010年，我们的特纳奖收到了一些恶评，一位记者指出我们‘自命不凡’，而我们却以此为光荣。”

　　Ruangrupa成立于2000年，印度尼西亚独裁垮台后的两年，当时，这个国家的艺术基础摇摇欲坠。除了创作艺术，Ruangrupa还规划讨论小组，运营工作坊，出版书籍。去年，他们在雅加达郊外成立了一座非传统艺术学校。新德里的艺术家团体Raqs媒体小组（Raqs Media Collective）也将策展视为他们工作室工作的自然延伸。2015年，他们担任了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人，与此同时在为横滨三年展做准备。小组成员莫妮卡·纳如拉（Monica Narula）表示，虽然双年展和博物馆逐渐在接纳团队工作，但是艺术市场还没有跟上。

Raqs媒体小组

　　“在金钱游戏中，艺术家的概念仍然是传统的：一个孤独的身影在阁楼里咳血创作。当我们开始展出的时候，人们问道，‘你们怎么能作为团队来创作艺术呢？’人们抱持这样一种态度，即艺术生发于一个人的头脑，完成于一个人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