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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于:艺术起点
现年86岁的葡萄牙裔英国艺术家葆拉·雷戈(Paula Rego)对于20世纪50年代后英国具象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力。
澎湃新闻获悉,近日在伦敦泰特不列颠美术馆举办的葆拉·雷戈回顾展呈现其百余幅作品,包括拼贴画、油画、大幅蜡笔画、水墨、铅笔画以及版画,从上世纪50年代的早期探索,到著名的《狗女和堕胎》(Dog Women and Abortion)系列,再到2000年以后层次丰富的场景绘画,展览横跨其70年的艺术生涯。无论是魔幻现实还是直接映射,雷戈的绘画揭露了人性中人们不愿意面对的真相。她自己这样说道,“绘画能够揭示那些你对于自己都保密的事情。”
雷戈出生于葡萄牙里斯本,她的家庭崇尚自由,而彼时的西班牙正笼罩于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的独裁统治之下。艺术成为了雷戈追求自由的出口,其早期的作品具有大胆的政治意味,例如《审问》(Interrogation)作于她15岁时,刻画了独裁政府统治下的生活。16岁时,雷戈被父母送到了英国,她在伦敦大学学院斯莱德美术学院(Slade School of Fine Ar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学习艺术,曾与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等加入“伦敦小组”(London Group)参加展览。她是伦敦国家美术馆的首位驻地艺术家。
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雷戈花了大量时间关注女性权利以及堕胎权。她是反堕胎运动的批判者,指出堕胎的污名化会将女性、尤其是贫穷的女性置于糟糕的境地,并为此创作系列绘画作品,这些用蜡笔所作的绘画具有强烈的冲击力,画中的女性正面临堕胎,神情痛苦。“每个女性在这一过程中所不得不做的一切让人无法忍受,”雷戈曾说道,“但这一切都源于葡萄牙的极权过往……堕胎的问题是这一暴力情境的一部分。”
雷戈“挪用”了西方艺术史中的两大典型修辞:“凝视”与“斜躺的裸体”,并以此挑战了观众的视线:画中的女人或是直视观众,或是愤怒地避开视线,或是痛苦地紧闭双眼。艺术家希望提醒人们意识到这些裸体画背后,在性行为及其后果上的性别不平等。
在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的展览中,一间展厅让人尤为震惊:画中的女子或是蹲伏,或是爬行,或是屈膝,或是入眠。在一幅名为《狗女》(Dog Woman)的作品中,一个女人四肢着地,面部扭曲,仿佛正发出咆哮或是吠叫。在与之相邻的《恶犬》(Bad Dog)中,女人背朝观众,在床上做着相似的姿势。
这几幅画中都没有男人,但是女人们扭曲而奇怪的姿势或许是受到某个看不见的男性的监视,后者正低声发出命令。也可能不是这样。她们或许是因为神而受苦。这两幅展现痛苦与折磨的场景让人想起17世纪西班牙艺术家胡塞佩·德·里贝拉 (José de Ribera)所刻画的对于被诅咒者的惩罚。雷戈1935年出生于葡萄牙,从天主教到20世纪的独裁,她的艺术扎根于伊比利亚人的经验。葡萄牙民间故事是其创作的重要源泉,“因为它们就是我,它们构成了我的背景,”雷戈在近期的采访中说道,“我理解它的残酷和邪恶。”雷戈的创作显然混合了葡萄牙的历史以及英国注重实际的现实主义,这是贺加斯(编者注:18世纪英国讽刺画家与连环画先驱)和里贝拉的梦幻结合,而戈雅与布努埃尔(编者注:西班牙导演,稍长运用超现实主义)正在床底窥伺。
和贺加斯一样,雷戈是叙事画家,在画布上讲述故事。但是她的故事是超现实和神秘的。怪异的发型,镜子里不安的一瞥,还有那种仿佛一切都在凌乱的排练室中上演的感觉,迫使你去解读她诗意的迷。在一幅场景中,新娘轻柔地抱着她的丈夫,就像圣母对待死去的基督那样。
雷戈的一生充满戏剧性。1951年,身为难民的她在伦敦安了家,嫁给了另一位艺术家维克多·威宁(Victor Willing),后者死于多发性硬化并发症。这是她“荷加斯式的圣母怜子图”的来源。但你无从知晓,她的艺术究竟是自传式的,抑或只是为其小说提供材料,这一点既诱人,又叫人不安。
威宁在雷戈1988年的梦幻巨作《舞蹈》(The Dance)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和她在一起,一次是和另一个女人。这幅画讲述了过去与乡愁:舞者们聚集在月光下的沙滩,身着过时的服装,沙堡为画面增添了一丝阴暗,仿佛这个平静而愉悦的时刻只是从残酷中的暂时抽身。
《舞蹈》出自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大胆杰作,它们都透露着这种扣人心弦的乡愁。这些作品仿佛置身于时间之外。在一幅高高的画布上,一名身着红装的年轻女子正蹲在地上,为一个身穿制服的年轻男人系鞋带,鞋被擦得很亮。女子的硬皮手提包开着,露出深红色的内部,和她的手套一起被放在地上。当她为他系鞋带的时候,男人带着白色手套的手像螃蟹一样紧绷,但脸上的表情却是狂喜的。作品名为《军校学员和他的姐姐》(The Cadet and His Sister),而即使你还没有读到这个标题,已经能看到那种病态的映射和超现实主义。
与此同时,《警察的女儿》(The Policeman’s Daughter)描绘了一个穿白衣的年轻女性正在给她的父亲擦长筒靴。她裸露的左臂完全伸到了高高的黑色靴子里,像是要和她融为一体,她的眼眸低垂,没有流露自己的想法。在这个作于1987年至1988年的系列中,所有的绘画都表现了一个压迫而不诚实的社会,而怪事如同一位男性家长靴子上的灰尘一样不断累积。
雷戈是一位运用颜料——或者说是颜料与蜡笔的魔幻写实主义艺术家。从20世纪90年代起,蜡笔成为雷戈的主要媒介。她的蜡笔画非常大,并且具有油画的质感,你很难称之为纸上绘画,它们既柔软有粗糙,仿佛画中的身体和脸会从墙上跃下一样。
事实证明,雷戈最杰出的作品作于1990年代以后。这些孤独的人物具有一种悲剧的力量,让我们超越了故事的讲述,而进入巴洛克式存在主义的领域。1997年的《牢房》(The Cell)描绘了一个狱中人,躺在荒凉的床上——或许他是被艺术家囚禁于工作室里的模特?在他旁边,一个女人穿着内衣跪在自己的床边,将她的脸靠在红色丝绸床单上的一条裙子上。
雷戈是一位非凡的艺术家,但是这场展览无法让你沉浸在她的世界中。每个展厅都漆了不同的颜色,构成了一种随机的攻击。是谁给雷戈1980年代的宏大场景选择了青绿色?说到底,谁会在这种颜色的墙上挂画呢?这看起来或许微不足道,但它很说明问题。它表明了美术馆的内核与雷戈所作的艺术相距很远。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令人羞愧的故事:就在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那一代人将绘画抛之脑后不久之前,雷戈开始了她身为画家的征程。或许你并不熟悉她90年代以后的出色作品。不足为奇。因为它们被那些引发轰动的新事物淹没了。
或许你能够忽视墙面颜色的干扰,但是你很难避开那些无用的展墙文本,浙西诶文本总是想要将她微妙的陌生感解读成粗糙的政治信息。你一次次地被告知,要把这种艺术看成一种反抗。事实并非如此。这是艺术。当你克服了这些多余的干扰,感受到《狗女》的迷人之处时,你就会发现这是伟大的艺术。
“葆拉·雷戈”将展出至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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